打造“蓝色粮仓”，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大食物观”指示精神，坚持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的题中应有之义。

多年以来，青岛在养殖技术突破、养殖品种开拓和养殖模式变革方面一直是“带头者”，引领了我国藻、虾、贝、鱼、参五次海水养殖浪潮，正加快推动以深远海养殖为代表的第六次海水养殖浪潮兴起。

从某些数据上来看，青岛的海洋渔业，即海洋一产的比较优势并不突出。2023年，青岛海洋一、二、三产业比重为3∶43.4∶53.6，海洋渔业的占比并不大。当年，青岛水产品产量完成103.2万吨，渔业产值244.6亿元，分别增长3.9%和4.4%，落后于威海（水产品产量328.4万吨，渔业产值465亿元）、烟台（水产品产量193.08万吨，渔业产值373.54亿元）等城市。这是由青岛近岸养殖空间逐步压缩以及深远海养殖暂未形成规模化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青岛海洋渔业的发展现状告诉我们，未来若能在深远海开辟更加广阔的养殖空间，降低养殖成本，则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带动海洋渔业产值倍增。但换个角度来说，不刻意追求规模而讲求效益，在养殖技术、养殖品种等领域深耕，青岛海洋渔业同样大有可为。

“蓝色粮仓”挺进深远海，打通创新链和产业链两个链条，目标就是建设信息化、智能化的全国渔业现代化示范样本。

陆域、近海养殖现代化

向海洋要食物，都是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在海水养殖方面，从陆域、近海养殖走向深远海；在海洋捕捞方面，从近海捕捞向远洋捕捞拓展。自1986年我国以法律形式确立“以养为主”的发展方针以来，水产养殖规模逐渐扩大，1990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首次超过捕捞产量，成为世界上唯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2023年，我国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82%。

在水产养殖中，海水养殖是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海水养殖主要包括陆基工厂化、岸带池塘、近海和深远海养殖等模式。而青岛在水产养殖、海水养殖相关领域多有布局，诸多举措很有示范性。例如，青岛瑞滋、卓越在西海岸新区琅琊镇打造占地面积80亩的现代化种业集聚区，建设多楼层立体海水生产车间，推动参、虾“上楼”；七彩种业运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繁育墨瑞鳕等高端鱼类苗种，被作为现代设施渔业典型案例在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推进会上集中观摩。

上述案例是青岛陆域养殖的一些代表性探索，目的是着力提升水产养殖的集约化、现代化水平。因为近年来，青岛陆地、近岸养殖空间的逐步压缩、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渔业产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面对困境，青岛一方面需要提升陆域养殖水平，由传统的大规模陆基养殖向陆基集约化转变，另一方面，则必须积极拓展养殖区域，增加海域养殖空间。

海洋牧场是实现海水养殖从近岸走向离岸（集中在近海）的一种模式。一般而言，海洋牧场是指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措施，构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索饵或避敌所需的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渔业模式。以海为田，建设海洋牧场，构筑“蓝色粮仓”，是我国几代海洋科学家的构思和梦想。青岛是我国最早提出海洋牧场理念的城市，也是我国较早推进海洋牧场规模化发展的城市。近年来，青岛将海洋牧场建设作为渔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一极深化布局，耕海牧渔走在了国内前列。

经多年发展，青岛在建海洋牧场达27处，其中21处被评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居全国第二，约占全国总量的八分之一。当前，青岛正进一步推动海洋牧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苗种繁育、渔业增养殖、水产加工、休闲渔业等全链条产业开发，努力建设更具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的“蓝色粮仓”。

打造深远海“蓝色粮仓”

海洋牧场的兴起与我国海洋资源环境现状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我国近海健康状况并不乐观，特别是长期的高密度养殖已导致近海养殖容量趋于饱和、海域承载力接近极限，并引发了养殖海域富营养化、养殖病害频发以及养殖水产品质量堪忧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自21世纪以来，突出海洋牧场绿色、可持续属性，我国海洋牧场建设迎来快速发展期。

不过，相对近海，深远海是更广阔、待开发的空间。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这个过程中，“海洋牧场”的概念也在不断迭代更新，深远海养殖也被很多人看作广义上的海洋牧场。

青岛是我国深远海养殖的重要开拓者、引领者，先是研制出多种深水抗风浪网箱，其中高密度聚乙烯（HDPE）圆形抗风浪网箱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如今已成为我国深水网箱养殖的主导类型；继而建成我国首个深远海大型渔业养殖装备、全球第一座全潜式深海智能网箱“深蓝1号”，实施三文鱼规模化收鱼，开创全球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先河；随后首制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开辟了我国高品质水产蛋白的供给新空间。

基于先行先试基础，青岛于2020年获批建设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加快以深远海大型养殖装备为载体，加大黄海冷水团养殖开发力度，为国家探索深远海养殖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让辽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青岛还有更多动作。2024年，“深蓝2号”网箱已在青岛出坞，其在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投用后，将成为目前我国应用海域最远、适用水深最深、养殖水体最大、功能性最先进的大型深远海养殖网箱装备。此外，两艘15万吨级“国信2-1号”“国信2-2号”深远海大型养殖工船已于2023年启动建造，计划2025年一季度交付运营。届时，青岛养殖工船总年产量将达近1万吨。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这是“养殖工船”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2023年6月，我国印发首个关于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再次布局深远海养殖。国家层面明确，在陆域与近海养殖空间趋紧的情况下，水产养殖发展的潜力主要在深远海。而以“深蓝1号”等系列深远海养殖装备为支撑，青岛加快引领我国以深远海养殖为代表的第六次海水养殖浪潮兴起。

当然，深远海养殖海域远离陆地，在发展初期，装备、养殖、补给、运输等综合成本注定高昂。降低深远海养殖成本，是包括青岛在内发展深远海养殖的城市都必须面对、亟需突破的一个难点，这是实现深远海养殖规模化、效益化的前提。

把水产新品种变成效益

种业是养殖业发展的芯片，是养殖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环节。虽然眼下青岛水产养殖的产量、海洋渔业的产值并不高，但在海洋种业方面却优势显著。多年来，青岛承担了国家“863”计划和“973”计划中50%的海洋渔业科研项目，累计培育国家认定的水产新品种占全国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在青科研人员、科研单位及培育出的水产新品种数量皆居全国第一。抓住海水养殖的种业“前端”，也就抓住了保障我国“蓝色粮仓”的关键。

海洋种业是“总部经济”，附加值高，成果转化可以立足青岛，辐射全国甚至全球。拿青岛培育的刺参“参优1号”为例，近年来，青岛企业把良种掌握在自己手中，将良种的受精卵或种苗推广销售到其他省市，“参优1号”苗种供应量占全国苗种需求的30%以上，供不应求。究其原因，企业向市场销售的刺参“参优1号”受精卵和苗种，都属于同父同母或同父异母的后代。这些刺参成年后养殖户若再杂交，会因“近亲结婚”，直接引起品种退化。通过把控种质资源这种方式，企业把“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将“苗”持续不断进行销售，形成“总部经济”。

国外也是利用类似手段控制种、销售苗，最突出的例子是大西洋鲑。多年来，由于国外销售到其他国家的大西洋鲑鱼卵只有雌卵，没有雄卵，所以难以实现大西洋鲑的人工繁殖。目前，我国养殖业所需的三文鱼受精卵和种苗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所以，虽然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等海域已实现规模化养殖三文鱼，但一大问题还是“种”的问题，三文鱼种业掌握在国外手中。

青岛早已意识到这一点，2024年6月揭牌的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包振民、陈松林等行业领军专家领衔，正围绕“三鱼一虾一贝”（三文鱼、东星斑、墨瑞鳕、南美白对虾、牡蛎）等重点品种，开展水产种业领域关键共性技术、核心应用技术、战略前瞻技术等重大技术项目攻关，积极探索水产育种成果转化创新示范。前不久，包振民院士团队攻破系列技术难题，成功诱导10000余尾大西洋鲑伪雄鱼，实验检测诱导率达到了100%，将进一步利用大西洋鲑伪雄鱼开展人工繁育工作，为自主繁育大西洋鲑迈出了关键一步，未来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大西洋鲑种业“卡脖子”难题。

其实，除了强化水产育种攻关，青岛还应加大力度补齐海洋种业龙头这一短板。因为从“变现”的角度来说，把水产新品种变成效益，最终要靠海洋龙头企业将水产新品种进行扩繁和推广。对此，青岛也在谋划布局，正加快编制出台《青岛市水产种业发展专项规划》，适时组建青岛蓝色种业研究院领导下的投资发展平台，研究设立蓝色种业专项基金等，支持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重点种业企业发展壮大。

不久的将来，如果众多水产新品种能在青岛实现扩繁，青岛也就实现了打造国家水产种业北繁基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