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桓台历史悠久，县内共有185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迹，诉说着从原始社会到明清的历史文化变迁。尤其是县境方圆数十公里的原始社会遗址群，为21世纪的人们提供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夏商文化发展序列的史料和实物证明，从而串起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长河。其密度之大、文化内涵之丰富在国内少见，是非常难得的古文化遗址群体。
    为更好地展示桓台悠久的历史，本报开辟《看馆藏文物，说桓台起源》专栏，在每一个历史节点，选取最能代表桓台当时文化发展水平的文物或者人类生活的遗迹，以物溯源，由考古发掘者或者当年考古时的见证者讲述桓台历史人文变迁。今天刊发第一篇。
    在今天田庄镇李寨村西南有一取土时留下的大坑，在这平淡无奇的取土坑下及其周边却是迄今为止桓台县境内最早人类活动痕迹的地方，在李寨村及其周边1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从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晚期一直到战国时期，是我们的先民繁衍生息的地方。

    李寨遗址人类活动的痕迹从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

    李寨遗址是在1988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进行考古发掘。1997年，周边群众在原遗址带上取土，对李寨遗址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随后，原县文管所在淄博市文物局的帮助下，对李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整个李寨遗址以现在的田庄镇李寨村为中心，辐射周边100多万平方米，从出土的器物判断，在整个遗迹内，人类活动的痕迹从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整个时间的跨度在5000余年，主要文物遗存包括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房址，龙山文化时期的烧制陶器的窑址、水井、灰坑和墓葬，出土的文物数量庞大，并且质量非常高，尤其以其中出土的陶器最为典型。从李寨遗址出土的文物判定，该处遗址是一处重要的史前（夏朝之前）文化遗址。可以说，李寨遗址是桓台境内人类最早的活动地。
    北辛遗址是在1964年山东省文物普查中首次发现的。它位于滕州市官桥镇东南北辛村北首薛故河南岸，距今约7000年，属原始社会新石器早期、母系氏族社会渐趋繁盛的阶段，是我国在黄淮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反映了自身特有的文化风貌，因而被命名为北辛文化。专家分析，那时候，农耕已比较发达了，在定居的聚落中，人还可以进行狩猎、养殖等。
    北辛文化时期以农业经济为主，同时也出土了部分陶器。在李寨遗址出土的北辛文化晚期的陶器和陶片中，主要是陶罐、陶壶、陶杯等实用器，而且相对来说其制作比较粗糙，色彩较单一。这说明，陶器的出现是源于古人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客观上对陶器有了需求。古人为了提高生活质量，通过烧制黏土制作出了陶器，而且人们制作陶器主要是用于日常生活，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器基本都是生活必需的器皿。这一阶段的陶器质地疏松，火候不高，器形不规整，制作较原始，堪称人类的“处女作”。虽然远古陶器制作稍显粗糙，但它的发明大大改进了原始先民的生活质量。
通过对李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专家对北辛文化的研究，为人们逐步恢复了北辛文化时期人类的生活场景：北辛文化时期的人们，主要依靠打制石斧和大型磨制石铲开垦土地从事农业生产。同时，经过长期努力、探索，生产力提高了，产量增多了，人们除了食用外，已有剩余储存起来。北辛文化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各地遗址中普遍出土的大量的猪骨、兽骨表明，家畜饲养已产生，同时还继续进行猎捕獐鹿、羊、鱼、虾等渔猎活动。这说明当时虽然以农业生产为主，但仍有一些不可逾越的因素，还需要通过渔猎活动补充农业生产的不足。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虽从采集、渔猎活动中解脱出来，但在生活习俗上还一时离不开渔猎活动。同时家畜饲养的产生，除了弥补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获取的不足外，也说明私有制的诞生和社会的进步。

    李寨遗址属于典型的环壕聚落

    在当时的人类的聚集上，经过考古发掘判定，李寨遗址属于典型的环壕聚落。历史学上的环壕聚落，是指在古代人类居住地，尤其是居住区周围设有防御性壕沟的聚落遗存，而且这种壕沟多呈不规则圆形环绕于居住地周围。在新石期时代，由于人类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为了防御野兽和其他部落的侵袭，因此多是在居住地周围挖壕以自卫，而这也正是人类“城”的起源。从李寨遗址考古发掘看，仅遗址的南部发掘的壕沟总长就超过800米，使用木、骨、石等工具挖掘而成，宽度一般在7至11米，深度在3米以上。
    地处华北平原的桓台为何会出现石制工具？成为很多人的疑问。专家介绍，数万年前，由于没有运水、储水的容器，远古人类便临水而居，或近江河湖泊，或依清泉溪流，以便获取足够的水来维持生命。因此，可以想象李寨遗址的周围应当有河流的存在，因此，对作为平原的桓台来说，河流的河床上出现的部分鹅卵石就成为当时石制工具的来源。

    在桓台西南部150平方公里范围内有文化聚落，这些聚落之间不仅有等级上的区分，在功能上也各有不同

    对于使用最低级、最原始工具的先民来说，尽管已经有了石制工具，但挖掘工程量如此大的壕沟无疑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因此考古学家判断，如此大的工程非本聚落的居民所能承担，可能动用了周围聚落的劳力。这就说明当时居住在此的聚落应是周边聚落中生产力最强的聚落，他可以支配周边的聚落。同时，不同的聚落之间有了相互的交流。
    北京大学教授燕生东经过对我县遗留下的新石器时代文物遗存考察后指出，在桓台西南部150平方公里范围内所发现的11处龙山文化聚落，就聚落面积而言，在4至10万平方米间，看不出明显的差异来，但聚落间的一些遗迹、遗物却不同。只有李寨、后埠聚落发现有壕沟环绕，其他同时期聚落如唐山、史家、前埠、小庞等聚落则未见壕沟，李寨遗址出土的陶器与前埠、后埠、唐山和小庞等相比，黑陶多，器胎薄、火候高，质地硬，质量较好，该遗址还发现刻有8个符号的鹿角，这些遗迹、遗物应是不同聚落等级层次的反映。因此，该地区的聚落大体可分两个等级。李寨壕沟在龙山文化早期连同聚落发生了迁移，后埠聚落发展到龙山文化中期稍晚开始出现壕沟，但到晚期也废弃了，这说明了聚落等级具有可移动性，这或可显示出桓台西南部龙山文化时期两级聚落层次以及所反映两级组织的界限并不那么绝对和明确。
在当时的聚落中，不仅有等级上的区别，而且各个聚落之间还有功能上的区分。
     专家在考古过程中发现，在这些聚落中发现的遗迹、遗物有很大的不同。史家、唐山聚落发现有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青铜礼器上见铭文和族徽符号，出土的卜骨、卜甲的数量也多于其他聚落，生活垃圾中发现的动物遗骸数量也多，种类以牛、猪、狗、龟甲为主。这些明显不见于或不同于前埠、李寨、小庞、新城等聚落。唐山、史家聚落具有更多的政治、文化、宗教祭祀功能。而李寨聚落具有专门制作石器、烧制陶器等经济方面的功能，说明聚落间在经济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这种聚落间功能的区别与表现在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祭祀相关的等级差异也是密切相关的。        （杨成见 荣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