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孙伯翔，不但成功地把石刻魏碑搬到了宣纸上，还创造性地形成了独特的孙氏魏碑书法风貌。他破解了北碑书法笔法的千古之谜，使湮没千余年的北碑书法艺术在当代中国书坛重放异彩。
    他一生艰辛坎坷，为人谦和，重学养，轻名利，做纯粹的书法艺术。
    孙伯翔的成功，源于他的刻苦和智慧。他是一位有思想、有操守的书法艺术家。
    孙伯翔，1934年出生于天津市武清县，字振羽，别署师魏斋主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被当代书坛誉为“北碑大师”的孙伯翔老先生近日来到桓台，在他的“八十抒怀——孙伯翔书画精品展”上记者采访了他。
    孙伯翔几十年如一日摒弃喧嚣尘世的纷扰，沉浸浩瀚碑林中研习魏碑书法，创造性地形成了独特的孙氏魏碑书法风貌，他破解了北碑书法笔法的千古之谜，使湮没千余年的北碑书法艺术在当代中国书坛重放异彩。
    孙伯翔生长在农村，自小最不好的功课就是数学，数学最高的一次得了60分。最好的功课是国文、历史、作文和写字，尤其对写字有一种痴迷。孙伯翔不光是用毛笔写，晚上躺下睡不着，很自然地就用手在肚皮上画字，画当天所看到的字，哪个门联或哪个地方的字把他吸引住了，这时可以在肚皮上默写几遍。秋后，在农家平整的场院上，拿一个木棍写；放假到田间地头，就拔一棵草，在地上写；到家里有时在炕沿上写；冬天刚变冷的时候，玻璃上生成薄薄的一层水雾，但还没有结成冰，在那上面写字感觉特过瘾。
    孙伯翔说，他非常感谢现在的幸福环境。早年，特殊时期下，他被局限在小小的几乎被人遗忘的一个空间，一家5口挤在12平方米的家里，一待就是20年。其中十几年里，他以写字、练字度日，挣工资养活全家。他经常在妻子、儿女们入睡后仍在躬身临池，在他们尚在熟睡中悄悄起床，默默砚耕。
    潜心砚耕，朝临暮写，至今他练字用过的纸，至少可以装满两卡车。“现在回想起过去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感觉不是苦而是乐，并转化成了我之终身所依、安身立命的尤长，以至于只有它才能使我更快乐，这是我的亲身感受。”孙伯翔说。
    记者问他为什么会钟情魏碑书法，而且把研习魏碑成为毕生的艺术追求？他说，古人论书云：“平整宜从唐入手，风云可向魏晋寻。”他少时一直练习唐楷，他觉得唐楷严肃端庄，笔划平稳凝重，结构严谨，练习唐楷不仅练习一种书汉艺术，练得还有书法中蕴含的中国的正大气象。30多岁由唐楷上溯，转入魏碑，觉得这才是拍案叫绝的书法艺术。当时有人认为魏碑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是刀刻上去的，而并非用柔软的长锋羊毫写在纸上的艺术。 
    孙伯翔大胆地侧锋起笔，绞锋行笔，写出了魏碑斧劈刀削的艺术效果，还原碑书的本来笔法。在研习中，他觉得魏碑中的奥妙很大，笔画沉着，变化多端，美不胜收，不仅是可以举一反三，而有点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他感觉到魏碑最根本的特点是生命力旺盛，魏碑字体雄强、险绝、浑穆、茂密。在他看来每一个字都不是字，而是作为一个鲜活的生灵，一个个生灵组合起来就是一个群像图，这个群像图构成了他的书法艺术世界。
    他觉得魏碑的这种大气磅礴，奇绝方雄，与其形成原因有很大关系。魏碑的形成是夷夏文化的融合，鲜卑族拓跋氏定都大同，改变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穿汉服、用汉臣，与汉人通婚，通过民族融合，体魄强健了，血液也更新鲜了，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魏碑体，自然有斧劈刀削、斩钉截铁之气，潇洒放纵之情，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拘束。  
    说到对魏碑故里大同的认识，孙伯翔说大同作为北魏的发祥地，留下众多的石刻、碑帖，是艺术创作者的宝地，每一个喜欢书法的大同人应该珍惜。有人跟他说大同应该成立魏碑研究中心，专门用来收集整理魏碑碑帖，继承和发扬魏碑书法的精髓，他觉得这是一件名至实归的大好事，魏碑故里研究魏碑，自然会对后人研究魏碑体起到创新和发展的作用。
    “现在很多人学我写的魏书，这是好现象，也不是好现象。你一味地学我，这是走的弓之弦，你应该刨刨弓背。同样都是爱好写字的，但应该一个人一个样，就是按照你的主观来研究客观。我希望年轻朋友，从百家里博览，然后择取一两个‘扇贝’，定其为你一辈子的主攻方向，不信所有的人会都一样。写书法不是写别人，而是写自己，要写出自己的面貌，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之路。”孙伯翔说。
    孙伯翔说：“我想通过这一栏目建议各界人士能尽量多用笔写字，少用电脑。现在，尤其体现在年轻人身上，汉字的使用问题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应从小孩抓起，不求写得多艺术，只要求把字写得工工整整，这应该是每个中国人必须做到的。”
             （董兆云  朱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