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陈忠实，1942年出生于西安灞桥区，国家一级作家。
    陈忠实青少年时期就喜欢读书，热爱文学艺术。早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在作文本上写下了平生第一篇短篇小说《桃园风波》。高中二年级时，在西安市三十四中学组织了《新芽》文学社。
陈忠实先后担任过农村中小学教师，从事过基层文化工作，于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河》，1979年《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 ，1992年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年至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
    如果要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长篇小说中选一部作品作为标志和高峰之作，陈忠实的《白鹿原》当之无愧。这部小说不仅把陈忠实推到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也让他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陈忠实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集家庭史民族史于一体，以厚重的历史感、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复杂的人物形象而在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杰作之一，被著名学者范曾誉为“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西方学者评价说， “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迄今，已出版的作品有《陈忠实文集》7卷、《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散文集《生命之雨》、 《家之脉》和《原下集》等7种。有的作品翻译成英、日、韩、越等国文字出版，其中，《白鹿原》已被改编成秦腔、连环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

    舒晋瑜：您说过在自己的阅读史中，有一部特别值得一提的作品——柳青的《创业史》。这部作品让您一读再读，最吸引您的是什么？肖洛霍夫又带给您怎样的感觉？ 
    陈忠实：柳青对乡村生活描写得准确真实，对人物心理的把握非常吸引我，我觉得是很难做到，他写的人物可称为典型的人物。我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时还是初三的学生，它开阔了我的艺术视野，在50年代比较封闭的时代，我读到《静静的顿河》，书中动人的故事使我觉得很震撼，我常常把门前的灞河想象成顿河。

    舒晋瑜：您说过《白鹿原》的写作构思了两年，写了四年，做了大量调查和资料收集的工作，在这丰富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才构建了这部具有史诗气魄的鸿篇巨制。您当时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呢？
    陈忠实：当时我到长安县去查县志和文史资料的时候遇到一个文学朋友，晚上和他喝酒，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朋友问我，按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资料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工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借着酒劲儿说，希望能够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有一天我去世了，棺材里放这么一本书，也就够了，不管它是否会对世界产生影响，只要能让自己满意，能对得起自己喜爱文学这大半辈子。

    舒晋瑜：陈忠实写老汉写得好，是您早期的短篇给读者的印象。1979年在《北京文学》发表的《徐家园三老汉》，您甚至同时写了三个老头。
    陈忠实：那时我在农村基层当干部，办公室里如果来个女同志，门一定要开着，让大家都能看到，生怕传出什么闲话来，那时就是这么封建。所以，我开始写小说时，也就刻意回避对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我总不能写一辈子老汉。写农村题材涉及各种人，当代人和过去的人，男女老少都得涉及，写《康家小院》时我开始涉及女性的探索。写到田小娥时，想到田小娥的精神和心理所背负的重担，我便下了决心，决定不再回避情爱描写，不仅不回避，而且要撕开写，要撕开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黑幕，要写得透彻。

    舒晋瑜：《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中间是否也有波折？
    陈忠实：大约是1998年，一天晚上编辑何启治打来电话，告诉我说，说陈涌对某位理论家坦言，《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这个看法已经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开。我听了有一种清风透胸的爽适之感，关于“历史倾向性问题”的释疑解误，最终还是有陈涌这样德高望重的文学理论家坦率直言。老何便由此预测，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约在此前半年，我和他在京见面时，老何还在为我做宽慰性的工作，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可能性不大，对《白鹿原》而言评不评此奖意义不大，有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就足够了。我也基本是这种心态。评奖与否且不管，有陈涌这句话就行了。
    有人说，过程不必计较，关键是看结果。在《白鹿原》终于评上茅盾文学奖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恰恰感动的是那个过程。评到基本确定的时候，一位主持评茅盾文学奖的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白鹿原》评上茅盾文学奖没问题了，评委们建议在两处做修改，征求你的意见，愿意修改也行，不愿意修改也行。他们说的不是死话，是活络话。我说我修不修改，你先和我说修改什么内容。我在情节上做了一点调整。

    舒晋瑜：您给电影《白鹿原》打了95分的高分，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评价？另外5分的遗憾在哪里？
    陈忠实：原来的电影三个多小时都容纳不了，后来从三个多小时剪到两个半小时，把革命者白灵都剪掉了，只剩一个女性，确实可惜。电影里主要人物白嘉轩和田小娥的表演，好的地方是我看到小说里的细节得到形象化表现，感到心中一震，但是小说写作可以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放到电影上就显得太直观了。当然，这也可以理解，电影只能具象化。

    舒晋瑜：有人说您今生再也走不出白鹿原了，您自己怎么认为？你自己会不会也觉得想超越《白鹿原》？
    陈忠实：如果走不出白鹿原，就写不出《白鹿原》。我早就走出来了，而且再也不会上那个“原”了。
    你问我能不能跨越，我不敢保证。我作为一个作家，就只能把一个时期的体验，尽可能不留下遗憾地表述出来就行了，至于它能达到什么程度，那你勉强不得啊。未来的创作是不是宏篇巨制，是否要超过《白鹿原》, 我根本就不思考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白鹿原》已成为历史，没有必要跟它较劲。我只是尊重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觉, 最终能形成什么样的作品，那就写个什么样的作品献给读者。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只要有独立生存的价值, 只要是实实在在达到了我所体验到和追求的目标，我就感到欣慰了，因为，它们都是我的孩子。

    舒晋瑜：您当年调入省作协，成为专业作家后就做出决定回老家，“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和文坛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为什么后来没能再坚持这种意识？
    陈忠实：《白鹿原》出版后我就进城了，后来当了作协主席。那个时候作协的条件很差，房子墙体下陷，有的房顶漏雨，房顶糊了一层又一层。所以，有5年时间，我配合党组把新的办公楼给盖起来了，还做了一些其它的事情。2001年到2002年，我感觉工作压力小了，就再次回到了乡下的老宅，一待就是两年。这两年时间是我长篇完成之后写作量最大的两年，写的主要是散文、短篇小说、随笔，包括给作家朋友、青年作家写序等等。我感觉进入写作状态最好的环境就是在老家祖传的小院里，一走进那个环境就能产生一种隐性的心理习性，心里整个就沉静下来了，很自然进入一种纯文学思维，文字的那根神经好像特别敏锐，达到一种最好的写作状态。
    我一个人在老家待了两年，自己做饭、洗碗，到了冬天还要生炉子，实在太麻烦，一方面是年龄大了，再说我本身就不喜欢做那些事，后来坚持不下来了，就回到城里来了，也尽力静下心来写些东西，但是在创作方面，还是达不到在老家的那种状态。
    写作就是写感受最深的生活。要想当一个好作家，就得走进生活，这是写作的法典。

    舒晋瑜：批评家会谈到当代作家对当代现实写得不够或者写得不好，您对当代文学现状怎么看？
    陈忠实：我反而感觉空前繁荣。单说长篇小说一年两三千部，这个是世界第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有这个长篇小说创作量，我想持续下去肯定有惊世之作问世。这么多作家都在写长篇小说，我拭目以待。
    舒晋瑜：但是当代长篇小说很少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
    陈忠实：主要在于思想的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的力度。说到思想，似乎是一个容易敏感的词汇。其实作家的思想不完全等同于政治，作家独立独自的思想，对生活——历史的或现实的——就会发生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决定着作品的品相。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注定着作家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独到的深刻性。这也应该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舒晋瑜：每一位作家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都会遭遇瓶颈期，您是否找到了克服创作瓶颈的方法？
    陈忠实：这是每个人在追求过程中难免的，一是思想的突破，形成自己独立、独特的思想，这样才能解决感受生活、体验生活的深度。这个不能着急，很难有仿效的榜样，只有个人体验。

记者手记：

    20年前，《白鹿原》书刚面世时，陈忠实说，往后将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了。
    他在新时期文艺复兴的前几年，集中探索短篇小说的各种表述形式；在1982年完成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后，便涨起中篇小说写作的浓厚兴趣；在《白鹿原》顺利出版并获得较热烈的评说时，他很自然地生发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兴趣，曾想试验长篇小说的不同艺术表述形式。
可是，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这种兴趣很快消解，甚至连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兴趣也张扬不起来，倒是对散文写作颇多迷恋，写了不少感时忆旧的散文。
    “我坐在被太阳晒得温热的土梁上，感觉到与脚下这块被许多祖宗耕种过的土地的地脉接通了，我周身的血脉似乎顿然间都畅流起来了。”陈忠实回忆在村里的二分地里侍弄包谷蔬菜，是至今依旧令他向往而无法回归的年月和光景。他曾表示，只有在原上写作，创作生命才能达到最佳的气场。《白鹿原》之后，读者期待他能够有超越这部“原上”的作品，然而20年间，他除了散文和为数不多的短篇外，再没有长篇问世。
    前几年，陈忠实发表短篇小说《日子》，真实地反映了当下农民的生存状况，被选入各个选本，成为他近年短篇小说里反响最大的小说。但除此之外，陈忠实没有强迫自己硬写，倒有一种自我解脱的托词：中国现在不缺长篇小说。
    “我自信《白鹿原》是我对那段历史独特的体验和感受。我在很多方面做了努力，包括语言、结构，是我花力气最大的作品。我的认识和体验也许有局限，在上世纪80年代关于我们那段历史的体验，基本都在《白鹿原》中表述出来了。”在《白鹿原》出版20年之后，陈忠实愿意如此评价。
    常常有人为他总结：“一部《白鹿原》把陈忠实掏空了”，“陈忠实今生再也走不出白鹿原了。”陈忠实不以为然。他说：“如果走不出白鹿原，就写不出《白鹿原》。我早就走出来了，而且再也不会上那个‘原’了。”他说，《白鹿原》写的是1949年解放前的关中，是他间接体验的生活；直接体验的生活，都写的是中短篇小说，还没有写过长篇，至于何时把这些体验写成长篇小说，他却以“无可奉告”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