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王氏家族自明初迁居新城后，从家族的第一位进士王重光开始，通过科举入仕，在明朝中期成为名门望族，至清中叶，持续兴盛近300年之久。时有“王半朝”之称，创造了“科甲之盛，海内新城王氏第一”的仕林佳话。新城王氏代有闻人，政绩出色，深得朝廷赏识，多次得到皇帝的赏赐。
    在琳琅满目的忠勤祠石刻中，有两方石刻文物属于皇帝的御赐，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新城王氏家族的辉煌历史。这两方石刻分别是万历皇帝御赐给王象乾的“玉版十三行”和康熙皇帝赐给王渔洋的御笔亲书。
    “玉版十三行”整篇十三行字，为王献之书曹植《洛神赋》，是王献之重要代表作品之一，因镌刻于绿色端石上，故名曰“玉版十三行”。 “玉版十三行”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

文人戊边立下赫赫a战功
    王象乾一生戎马生涯，扬历中外，万历皇帝特赐“玉版十三行”以表彰他护国有功。因为价值连城，新城王氏家族曾专门建造“玉版书屋”存放。
    明清之际，在新城王氏家族近300年的科举入仕的历史中，王象乾是一个无法忽略的人物：作为一名科举入仕的文人，他官至兵部尚书，执锐守边达20余年，建立了赫赫武功；他也是新城王氏家族在明朝官阶最高、仕宦最久、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位人物，现在仍矗立在新城镇城南村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四世宫保牌坊，就是能够彰显王象乾历史地位的标志性文物。
始建于1619年的“四世宫保”牌坊，是为表彰当时兵部尚书王象乾而建，并追封三代，因此得名。这也是全国罕见保存完好的砖牌坊。
    据新城《王氏世谱》载：“王象乾，字子廓，小子登科，号霁宇。行一。隆庆庚午（1570）亚元，辛未（1571）进士，仕至兵部尚书。八十三岁犹以特旨起用，行边视师，扬历中外五十余年，经纶事业详见《明史》及邑志。”
    按照《明史稿》的记载，王象乾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后，授闻喜知县，迁兵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出为保定知府，迁河南副使。万历十七年（1589），进右参政，分守口北道，驻宣府。寻以修边备功，加右布政使。二十二年（1594），擢右佥都御使，代宣府巡抚，累进右副都御使，加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在事七年，边境无事。转左侍郎兼前官，代李华龙总督四川、湖广、贵州军务，兼巡抚四川。三十六年（1608），蓟辽总督缺官，以王象乾任之。
    对于王象乾以83岁高龄重被启用，巡视边关一事，县内的研究人员陈汝洁曾做过考证，他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可信度比较高。据《烈皇小识》和《三朝野记》载：崇祯元年（1628），宁锦督师出现空缺，朝中官员推荐了袁崇焕，在袁崇焕赴任前向皇帝辞行时，夸下了“5年消除边关隐患”的海口，并向崇祯提出了一些条件，并推荐王象乾总督宣大。当时崇祯为边患困扰，平虏心切，全部答复了袁崇焕所提的要求。
    崇祯三年（1630）五月，王象乾卒，享年八十五岁，赠太师。现在，长城“山海关·老龙头”原守备署内的蓟、辽督师一览表中，在“天启二年”栏内，就列着“督师王象乾”的名字。
    纵观王象乾的一生，他为官六十余载，出身文吏，却披甲执锐守边达二十余年，建立了赫赫战功，官至兵部尚书。这与明朝时期文官和武官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明朝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文官的地位要高于武官。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论及明代名将戚继光时，顺带论及万历朝几位名将的命运，其结论是：“通观本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
    其实，从明王朝整个历史来看，万历朝几位主要将领的命运不过是有明一代武将命运的缩影而已。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通过冯惟庸案与蓝玉案，大规模地清洗了和他一起推翻元朝政权的功臣武将，从此开始了明代武将的群体悲剧命运。
    武官地位的低下除了帝制时代兔死狗烹的历史惯例之外，直接的原因就是文官集团对武官的压制。宋朝建立后，赵匡胤鉴于五代军人政变频繁和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形成了“宰相要用读书人”的观念，采取了一套重文轻武的政策，最高军事指挥实际上由文人所控制。经过元朝的中断之后，这一政策在明代又被恢复并得到发展。 
    在明代的政治格局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要员均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即使在中央专门负责军事的兵部，担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职的也都是文官。
    因此，从整个明朝文官和武官的角力过程来看，文人王象乾从事武官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不足为奇了。

“读书博学善诗文”深得康熙恩宠的王渔洋
    王象乾是以守卫边关，立下战功赢得皇帝信任的，新城王氏家族的另一位杰出人物王渔洋则以“读书博学善诗文”深得康熙恩宠，而且因勤谨职守、洁己爱民的良好政声颇得康熙赏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文博人员收集整理新城王氏文物时，发现了一方奇特的石刻。
    这方横106厘米、高36厘米的汉白玉材质石刻上，有“程日近林风吹送枣花香”十个大字，分五行排列。这些字是谁写的？写给谁的？说的什么意思？单就这十个字，是读不成句的。大家一时陷入沉默。
    “这会不会是一块残碑？因为碑残，文字不全，所以难以读懂。”现场一位年轻人的话，让大家眼前一亮。
    按照这十个字的提示，人们从王渔洋《居易录》卷三十一找到了这样的记载：（康熙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臣左都御史王士禛内值南书房，蒙恩赐御书素缣一幅云：‘瞳瞳曙色上帆樯，野水波添满路光。知是皇畿程日近，林风吹送枣花香。’盖舟行御制近诗也。有御玺三，曰佩文斋，曰康熙御笔，曰万几余暇。
    纵观王渔洋的一生，从1677年被康熙多次考察，到1704年因宫廷权力之争的深层次原因被罢官，王渔洋与最高统治者的密切接触长达27年。其间，他屡蒙御赐墨宝，获得封建社会文人和官吏难得的礼遇。。据统计，迄今知见康熙赐王渔洋御书十三件。其中包括御笔“带经堂”、“信古斋”两堂额和临米芾书体的中堂一幅、康熙题字的湘竹金扇一把（“信古斋”、临米芾书体的中堂、湘竹金扇现存桓台博物馆，“带经堂”真迹现存滨州市文管处）。

    行之有效的家族教育，造就了明清之际的科举望族
    如今，斯人已经逝去，唯有保存至今的这些珍贵文物，诉说这个家族曾经的荣耀，他们见证了新城王氏家族在明清两朝的辉煌。在明清两朝，新城王氏家族能够代有人出，成为江北望族，屡次得到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赏赐，靠的就是这个家族对于科举入仕的重视和行之有效的教育。
    明代中期，新城王氏家族何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由一个地位低下的平民之家而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峨冠博带、缙绅满门的官僚世家，且持续兴盛达近300年？研究者认为，新城王氏家族富有特色而又卓有成效的家族教育无疑是其中最为直接的因素。
    在科举制度臻于完善的明清时期，新城王氏家族以其颇具特色、卓有成效的家族教育而崛起为一个历跨明清两朝、兴盛近300年的科举望族和文化世家。新城王氏家族培养出了王之垣、王象晋、王渔洋、王士禄等以文学政事通显的科宦族人数十人，王氏子孙或以科举入仕 ，或以文学、荫补得官，皆赖于良好的家族教育。
    新城王氏家族对科举考试重视的主要表现为自身读书力学，同时为儿孙辈在家中设私塾、请家庭教师、严格督学，并形成人人自奋、耻于白丁的家族文化氛围。
    王重光从政之余，制订了王氏家族的那则著名家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家训旨在教导后人如何读书做人，当然他本人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所以他的后人纷纷效仿，立志读书，道义做人，忠勤报国。
    王重光在贵州永宁任职时，曾数度家书告诫儿子珍惜时间，刻苦攻读，入仕报国。因教子有方，王重光6个儿子均成就功名。受家训的熏陶，新城王氏家族至第五世，科甲蝉联，多人在朝为官，蜚声海内，此时的王家已经成为当地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
    王之垣中进士之前，往往与诸弟侄同甘共苦，亲为表率，他在新城王氏家族中所实行的经典教育使新城王氏家族第五代、第六代科举取得巨大成功，两代共有进士13人，举人2人，新城王氏家族自身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官僚政治集团，至明后期出现“王半朝”的辉煌。王之垣在《恭人王母于氏行述》云：予同诸弟侄始读书一室中，二鼓睡，五鼓兴，予未就枕，诸弟侄不敢先；予未起，而诸弟侄读书声已盈耳。
    新城王氏家族在明清鼎革中受到重创，能使新城王氏“大振于烟火灰烬之中”、再次走向辉煌的关键还是科举的成功，这个使家族文化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是王象晋，他明末以浙江布政使身份致仕回里，自号“明农隐士”，终日闭门谢客，专以诗书与举业教课诸孙为务，而且十分严格，读书要到夜半时分，所写文章必令其满意，这样培养后人，终是门庭光大。
        （杨成见  王心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