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一级作家。曾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文字400余篇，部分作品入选各类选集和大学、中学读本30余种，或被译成英文、法文、日文、韩文。曾多次参与国际文学交流。著有小说集《侧面的镜子》、《蓝试纸》、《父亲，镜子和树》、《告密者》、《谁生来是刺客》（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以及长篇小说《如归旅店》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十一届河北文艺振兴奖，以及首届都市小说双年奖等。

    不同于最早以“私小说”驰名的美女作家卫薇、棉棉们，也不同于专注于青春迷茫和伤感疼痛的丁天、李师江们，作为70后作家，李浩的写作视野开阔、题材丰富，使我们对他的写作充满期待。很多人的写作从自身经历开始，而李浩的书写，却远远地拉开了与“自我”的距离。
    李浩说，选择与“自我”拉开距离，并不仅是出于呈现自我写作面目的考虑，它更源自于他内心与他眼中的世界，他的人生观。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有几句略带戏谬的、对柯西莫男爵一生的概括：生活在树上——热爱着大地——最后升入了天空……这，恰是李浩写作的理想状态，他希望自己的一生也能如此。和更多的70后不同，李浩对生活、自我和人生更多是审视和俯视性的。他想写下的，不是，不仅是一个“我”。
    “我写书写众人、人类，人类沉默着的幽暗区域，它有具体性但更有超越性，它甚至超越国度、民族和男女，这，才是我更想要的。我希望在我的文学里完成某种的整合，我希望我的书写有某种的普适性，虽然它有强烈的个人面目、个人特点的存在。”李浩说，他迷恋的从来不是自我，甚至对这个“自我”有着小小的厌恶；他迷恋的是这个世界上未知的谜。当然，他也认为，在每一篇文字中，都有“自我”的血在渗流，所以他反复地说“写作是一面放置在我身侧的镜子”。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李浩新作便是《镜子里的父亲》。

    问：在你的小说中，没发现有对人的外貌描写，为什么？
    李浩：没有任何人的外貌描写！这是我有意的写作禁忌，我不允许自己把它变成“自我”的、只有单一具体化指向的，我写下的是人的内在，这个内在是他、是你，也是我。不过，我把一个微点放在显微镜下，让它放大了，让它更强呈现了而已。
    原来，我还有一个禁忌，就是不在我的写作中出现性描写——不是出于某种道德洁净的考虑，是因为它被阐释和书写得够多了，我没有更新的赋予，而那些所谓在“性”关系和行为中贮含的深刻，我完全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表达表现。我不想成为跟在后面的“迟到者”，而希望自己是发现者和创造者。对性描写的禁忌不是固定的，但对外貌的书写的舍弃，是固定的。
    问：当90年代末70后作家虎虎生气冲上文坛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十几年过去，一茬70后作家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另一茬70后作家成为文坛生力军。你怎么看待同时代作家的成长变化？70后作家的生命力在哪里？
    李浩：我在做什么？需要很羞愧地说：我在写作。当时，他们是我的榜样，真的。我羡慕嫉妒恨着呢。等另一茬70后成为生力军的时候，我也依然在写作。依然在羡慕嫉妒恨之中。我缺乏他们的才能。你知道，我不是一个自谦的人，在文学上我尽可能不说谎。我敬重每一个尝试者。尽管，“既生瑜何生亮”的恨意时常让我不自觉地“忽略”同时代的作家们。哈，这也是常态。
    如果不是出于盲目或者别的什么，70后的写作已经获得呈现，他们的独特面目还是相对清晰的，只是这个时代对于文学的严重忽略使他们似乎还属于“灌木”的高度……可以说，70后作家在艺术的探究上、对人性和现实的发掘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发现和提供。当然，就我个人的趣味而言，这个时代的作家，和现实现世贴得太近、文学理想的缺失、思考深度还不够，和生活过于和解等问题也是存在的，不过我相信我们在意识到它的时候慢慢纠正它。

    问：回到你的创作，我注意到你的写作主题对父辈、对历史关注较多。是什么原因？
    李浩：我关注“父亲”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复杂的背负，他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男人，还因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象征经验，面对生活的态度，象征我们生活中需要正视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我关注“父亲”，还因为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趣味，在我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父亲一次次出现，并且可能还会继续出现……父亲是一件制服。我看中的是它的象征性，是它的背负。这个“父亲”，本质上也是我，本质上是那个给我压力和暴力、困囿住我的那股力量。我想借助我的写作，更好地、更真切地思考它，审视它，探究它。在我的小说中，“父亲”更多地寓言化了，他是一类农民的代指，一大类，我所见的所熟悉的，只是我将他们（以及我）身上的部分进行了夸张；在我的小说中，父亲连接着我个人的血脉，他也是我，交集着我对自己的爱恨，对世界的爱恨。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写作的某种一贯性：我不书写或者说有意回避了“自我”，但这个“自我”在父亲身上。我在小说中建立的是“彼岸”，是那种“存在的可能”，但它的选材则是我的身体、我的生活和我的思考。它的里面有我的血。只不过，我强烈地认为，“小说不是生活生出来的”，从生活到小说需要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只不过，我的变动更大些，更“抽象”些。

    问：你的写作很注重技巧，这种技巧仅仅是来自绘画的经历吗？你觉得“技术主义”对写作会有哪些利弊？有些短篇就感觉技术过盛。也许我的阅读有偏差。
    李浩：技术过盛，肯定是问题，小说写作过于沉浸于技术是不对的，它不应过炫而伤及阅读者对“所说”的关注。不过，文学之技是文学得以存在并前行的重要理由，而随着它们的发展，这个技也越来越接近科学——缺乏技艺的文字是不值得重视的，至于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如此。我曾在军艺开了一年的讲座，就讲基本的技艺，先解决了技的问题才能有对思的解决，而且，我还得强调，技与思是紧密相联的，技术的改变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改变，没有一种技是单纯为技而技的。这点需要我们重视。
    我喜欢在文字中的一切冒险，当然包括技艺。北岛在一次讲演中借用里尔克的诗提出“古老的敌意”——对流行思想的敌意，对母语的敌意，对自我的敌意。他强调的是冒险和创造。我承认，一向不惮于承认，我的写作是写给无限的少数的，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种“智慧之书”，是和自我以至上帝的一种智力博弈。虽然我未能达到，但心向往之，并甘于边缘、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