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准在29岁时手突然出现了问题，连写字都很困难，写出来的字“潦草欠端”，为他的科举仕途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徐准感叹说：“功名终身无望也。”徐准有这样的感慨是不无道理的，封建时代，在为选拔人才而设定的相对客观的才学标准中，书法占有相当的比重。故古时又将书法称为“敲门砖”，皆因科举的需要。一代奇才龚自珍就因为书法不好，登不了进士榜，成为千古遗憾。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298年。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发展到顶峰，对于应试者的书法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书法的进步与传承，尤其对于楷体书法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徐准30岁时，督导视察学政的官员因徐准字体潦草，乃取“三等”。在同年乡试时，幸亏遇到了一个识才的阅卷老师，认为其文采非常好，得以考中乡试。当徐准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徐准荣归故里时，母亲高兴地对他说：“我培训儿子有功了，可惜你的父亲看不到了，你要时刻牢记你父亲临终时对你的教导，不能忘记父亲的遗训。”
    徐准考中乡试后，并未改变家庭生活贫困的状况，由于弟弟妹妹还没有成人，生活依然比较困难。徐准33岁的时候，次女出生。徐准一家的生活状况是“家道未振，室眷日众，日益夜支掌，屡上春官不第”。
   徐准所说的“屡上春官不第”指的是其多次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却一直没有考中。《周礼•春官》记载，春官为六官之一，掌礼法、祭祀，后来就成为礼部的代名词。礼部是中国古代官署，南北朝北周始设，隋唐为六部之一，历代相沿，长官为礼部尚书，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京府、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举行。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徐准37岁时又一次赴京师参加会试，夫人蔡恭人一病不起，等徐准落第回来后，在当年的4月为夫人举行了下葬仪式。同年，徐准迎娶了商河贾恭人为继室，贾恭人“出宦族，克闲家训，善事姑和妯娌，抚育子女，不啻己出。”徐准的长女与贾恭人同岁，长女出嫁时，由于家境贫困没有置办嫁妆，贾恭人“悉己陪嫁衣物以等助焉”。
    徐准从30岁考中乡试，一直到其43岁方得以考中进士，这期间，尽管其屡次落第，家庭生活贫困，但徐准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遗训，一直坚持学习。
    到徐准43岁时，徐准终于考中进士，迎母亲到京师，母喜曰：“汝父有成命，今果验矣。第勿忘遗言。”徐准的第一个官职是中书舍人。随后，徐准“奉命充副使，同凤池葛年兄之陕册封紫阳王王礼”，在这个过程中，徐准“馈遗一无所受。藩王礼重之。”其后，徐准在工部任职，一直勤勉职守，成绩卓著。
    明朝万历二十四年，徐准升任河北永平知府。在任上，徐准平倭寇、修河工，政绩卓著。清《光绪永平府志》有徐准传：徐准，山东新城人，进士。万历二十四年任永平知府。才干精明，临不爽决。时倭警方炽，海防单弱，公请兵二千防海，一时恃以无恐。倭平，仍申文撤之。又奉调征倭兵十万，由永渡辽，供需飞挽，增派丁银。倭平，悉飞告减复如旧，六属欢呼。至条议河工利害，曲折详尽。遇事敢为，屹然莫夺，朝议以公长才，加河南按察司副使。二十七年，升辽东海盖道、山西参政。
    徐准初任永平知府时，正逢倭寇最嚣张的时候，明王朝海上防卫力量薄弱，任由倭寇由沿海到内陆烧杀抢掠，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徐准请示皇帝增兵2000驻扎在永平，进行海上防御，有力地保障了境内民众的安全。随后，永平府又承担了平叛辽东倭寇的粮草与军饷征集任务，并且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在倭寇得到平叛后，徐准奏请朝廷将永平府的赋税减至原来的水平，保障了群众的利益。
    明朝是中国封建时代受倭寇危害最大的时期。古代倭寇主要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倭寇以日本人为主，目的是为了报复蒙朝联军的侵略和女真海盗的掳掠；后期倭寇基本上是中日混编队，起因为明朝的闭关锁国（海禁）政策。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平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之一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中国东南滨海地区人口增加迅速，而土地没增加，人地矛盾突出。从宋朝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明朝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福建泉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
    在永平知府任上，徐准出色地完成了平定倭寇的任务，保卫了一方的平安。在明王朝，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文官的地位要高于武将，并且因战功卓著而得以青史留名的很多都是文官，比如抵抗努尔哈赤多年的袁崇焕。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论及明代名将戚继光时，顺带论及万历朝几位名将的命运，其结论是：“通观本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
    其实，从明王朝整个历史来看，万历朝几位主要将领的命运不过是有明一代武将命运的缩影而已。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通过冯惟庸案与蓝玉案，大规模地清洗了和他一起推翻元朝政权的功臣武将，从此开始了明代武将的群体悲剧命运。朱元璋的诛戮功臣无疑体现了帝制时代兔死狗烹的历史惯例。
    在明代的政治格局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要员均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即使在中央专门负责军事的兵部，担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职的都是文官。武官的最高职务为五军都督与驻防各地之总兵，总兵与都督实为一回事，“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由军人执掌的五军都督府只负责军籍与卫所的管理，而无调动与指挥军队的权力。卫所中的军官经常调动，将不专兵，兵不受将。武学人才的培养极不受重视，甚至长期被并入儒学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出身的徐准在军事抗倭上有所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 

位于新城镇城北村的徐准故居

《新城县志》上记载的新城徐氏有关人物

   （杨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