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很多看似偶然性的事件往往会引发一些大的事件，在考古方面更是如此，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就缘于陕西一些村民打井时的发现。1995年，田庄镇史家村村民王有俭几锨下去后，揭开了一个笼罩在我国历史学界的谜团。
1995年，史家村开始修建村内大道，部分村民搬迁到了村西头重建房屋。村民王有俭是搬迁户之一。新房竣工后，他便在自家房屋东边的小巷上挖一个土沟，准备埋设自来水管道。几锨下去，他感觉有点不对劲，好像有什么坚硬的东西。他低头一看，土沟壁上竟露出一个金属面。王有俭赶紧向四周开挖，很快挖出多件青铜器。王有俭从地下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上午9点发现的，下午2点，70里之外的人就有来收的。
   1996年4月，淄博市文物局、市博物馆及县博物馆联合组成了考古发掘队，对史家遗址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史家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最为振奋人心的发现就是岳石文化时期的大型祭台和“井”字型木构架祭祀坑的出土，在国内外是首次发现，是我国岳石文化考古的重大进展，对研究和认识岳石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及东夷文明具有重大意义，也为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史家遗址发掘被提名参加了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木构架祭祀坑是岳石文化时期的先民用来祭地的场所，主要是祈求农业丰收

    史家遗址发掘的岳石文化祭祀坑呈井字形，木构架，长1.62米，宽1.56米，深3.7米，建在深4米的袋状坑内，祭坑内分七层摆放陶、石、骨、蚌等器物355件，其中绝大部分为陶器。底层所出两枚甲骨文残片，是中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甲骨文。祭坑周围还有多处商代祭祀遗迹，说明从岳石文化时期至商代，这里是一处重要的祭祀场所。
    考古专家将史家遗址发现的木构坑定为祭祀性质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认为，该木构坑位于遗址高埠的最高处，其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建造精细；所用木头为方木，四面刨平，上下7层；7层器物间用木板和树皮搭支撑架相隔，因此不是一般水井和窖藏。坑内器物大多完整，埋置有序；器内多盛谷物，也有的盛有酒水，也不可能是一般的灰坑。此外，木构坑周围有多处商代的杀殉祭坑，木构坑内7层还出土有2片刻字卜骨，故而考古专家推断该木构坑是一处祭祀遗迹。
    通过这个大型的木构架祭祀坑，也可以为我们还原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在岳石文化时期，农耕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史家遗址及其周边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型的聚落中心，人们在这里开荒种田、打猎捕鱼，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防御能力低弱，先民们对大自然的诸多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理解，故而产生对大自然的崇拜。也许有一段时间，这里发生了某种自然灾害，导致地里的庄稼没有好收成，先民们会认为是土地故意惩罚他们。此处作为当时的祭祀中心，人们自然会在聚落首领的组织下，聚集在这里，祭祀土地赐予他们好收成。《广雅•释天》记载，“圆丘大坛、祭天也；方泽大坝，祭地也；祭地曰瘗埋。”瘗埋即埋藏，这与史家遗址发掘的祭祀坑完全相符，该坑内分7 层埋有355件器物，因此可以证明该木构坑的祭祀性质为祭地。
    考古专家从坑内出土器物分析，该坑的祭祀对象与农业有关。坑内出土的355器物中，有陶器334件，占出土器物总数的94%；石铲11件，骨、角、蚌器12 件，卜骨2件。研究证明陶器的烧制与农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且坑内所出陶器多属罐类，多盛谷物和酒类；石器中多工具，骨器中多笄, 用石器工具和盛谷物的罐祭祀肯定与农业有关。大地能载万物，给人们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 所以该木构坑具有祭地祈丰收的性质。

祭祀坑对研究东夷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史家遗址木构架祭祀坑内所出土的7层器物，均为岳石文化晚期且层间器类和器形变化不大。据测算，岳石文化的相对年代在距今3500至3950 年之间。因为该祭祀坑内所出器物均为典型的岳石文化器物，未见商化了的商式器，岳石文化又是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一种地方土著文化，所以该木构祭祀坑所反映出的祭祀现象是鲁北东夷族的一种祭祀现象，它对进一步研究东夷文化的祭祀制度，了解其精神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而且这种祭祀现象一直延至商周时期，因此又对研究东夷文化（鲁北）与商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承转关系提供了又一很好的实物证据。
    中国大陆东部，从东岳泰山周围到东海沿岸的这块土地上，自古便有人类生息繁衍。如果不计阶段性的群体构成差异，权且按习惯上的上古族系称谓，这些古人类可统称之为东夷。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即东夷文化或海岱文化。据考古发现，东夷民族的新石器文化大约指的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3个前后相连的阶段。从距今约8000年后李文化和距今7000多年的北辛文化开始，东夷族在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独具一格的东夷文化传统。     （杨成见  荣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