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乱世的兵火对新城王氏家族的打击非常沉重，在历经“壬午之难”等浩劫后，保持新城王氏家族诗书家风的只有王象晋这一支。而王象晋的儿子之中，王与胤殉国、王与龄死于壬午之难，只有三子王与敕幸免于难。王与敕，字钦文，为明末山东的十余个复社成员之一。清初，他被举荐进京。满人的入关使兴盛百余年的家族基业毁于一旦，他的同辈兄弟多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从感情上，王与敕难以接受清廷，因此以父老为托辞，扬长而归。
    为了家族的生存和振兴，王与敕不得不从科举中找出路，将希望寄托在儿辈身上，对诸子的督促非常严格。功夫不负有心人，其四子中有三人高中进士，幼子王渔洋更是累官至刑部尚书，任三朝国史总裁。新城王氏开始再次扬名于天下。
    到了新城王氏家族的第八代，也就是王渔洋这一代人中，他们大多生于明末，长于清初。乱世的战火，家族的血泪，虽然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阴影，但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里。家族昔日的荣耀给他们以极大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使之迅速摆脱家族一度消沉的窘境，踏上了新的征程。王氏家族于顺治、康熙两朝半个多世纪中，有八人得中进士，分布于第八、九、十代中。与前几代相比，无论是从得中进士的人数，还是从政治权势的显赫上，都已难以望其项背了。而这其中，尤以王渔洋最为显赫，为官，他官至刑部尚书，作诗，他是一代诗宗，创立了“神韵说”。
    在新城王氏家族的发展史上，王渔洋是一个至为重要的人物。他的杰出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奠定了“一代诗宗”的崇高地位，使王氏门庭重振于明清易代的战火灰烬之中，并将王氏家族在文坛上的影响推向极致。
    1643年的闰八月二十八日，一个婴儿呱呱出生在河南按察使官邸里，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一代诗宗王渔洋。当时，王象晋正担任河南按察使，王渔洋的父亲王与敕和母亲孙夫人随侍在河南。王渔洋出生时，他的祖父王象晋已经有了10个孙子。
    幼时的王渔洋很早就显露了“神童”的迹象。7岁时，王渔洋“始入乡塾”，开始学《诗经》，“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枨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长遂颇悟兴观群怨之旨。”《绿衣》是悼亡诗之祖，充满了伤逝怀旧之感、生离死别之情；《燕燕》是赠别诗之祖，其中更寄寓着家国的盛衰兴亡之感。王渔洋读此二诗至于“枨触欲涕”，说明这位有圣童之称的少年具备一颗敏感的慧心。肄业之暇，王渔洋即私取《文选》、唐诗诵之。久之，学为五七字韵语。
王渔洋11岁时，王象晋闭门谢客，在家中亲教诸孙，在与王象晋对诗的过程中，他对的最为工整，深得王象晋的喜爱，说：“此子必早成。” 王渔洋15岁就有诗文出版，17岁应童子试，三试皆是第一名，被誉为“神童”。
    在诗坛上，王渔洋初露峥嵘的作品是《秋柳》四章。在碧波荡漾的大明湖南岸，有一处秋柳园。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24岁的王渔洋与诗友会饮于大明湖南岸水面亭，即景挥毫赋《秋柳》诗四章，诗中句句写柳，通篇不见一个柳字，而且风格独特，境界高远，令人称绝，一时震惊当时文坛。
    《秋柳》四章很快传遍大江南北，一时追和者甚众，王渔洋也因此而成名。《秋柳》四章不仅是王渔洋的代表作，作为清代最早的神韵诗，对整个清代诗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殿试，王渔洋中二甲第36名进士，被任命为扬州府推官。清顺治十七年，27岁的王渔洋赴扬州上任，其母嘱“其务尽职守”。王渔洋来扬州之前，对扬州并不陌生。他的祖父王象晋，曾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任扬州兵备副使。而王渔洋的父亲王与敕，孰请画工为王象晋画了二十四幅生平事迹像，作为家诫，以示诸孙。
    在扬州任职五年，王渔洋主管狱讼，能体察民情，审慎行事，纠正了一大批冤案，深得百姓赞许。同时，作为诗人，他“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闲暇时，他喜欢邀请文友饮酒作诗。他先后组织过两次大型诗酒盛会，开了扬州虹桥修禊的先河。
    虹桥，又名红桥。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原是一座木桥，红色栏杆，故称“红桥”。修禊是古代习俗，人们在阴历三月三日这天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谓之“修禊”。后来内容演变为文人游春宴饮、赋诗唱和活动。
    清初政治很复杂，南方士子对异族统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抵抗。康熙即位后，为了强化统治，决定全面接受汉文化，松动管理文人的政策，把过去的血腥屠杀改为向士子们挥舞仕进的橄榄枝，胁迫有声望的汉族知识分子归顺大清。经历腥风血雨洗礼的扬州城，逐渐摆脱屠城后的颓势，文化活动趋于频繁，肥沃的传统文化土壤，又萌发出嫩绿的新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年轻的王渔洋在康熙元年（1662年）春，与一批扬州名士，第一次在虹桥修禊。众人一边喝酒，一边击钵吟诗。康熙三年（1664年）春，王渔洋再次与诸名士于虹桥修禊，当时他一口气作《冶春绝句》十二首，众人纷纷唱和。王渔洋以其大雅之才，不仅给扬州留下了千古佳句，而且为清代扬州虹桥修禊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在扬州五年，王渔洋写下了近四百首诗词和游记。正是这些诗词作品的广泛流传，使王渔洋在诗坛和官场名声鹊起。
    1665年，32岁的王渔洋赴礼部任职。此时的王渔洋因诗文享誉大江南北，而京城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又为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1678年，王渔洋因“博学善诗文”受到康熙帝的召见，结果“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值南书房”，成为清代汉臣部曹改词臣开先例之人。从此，王渔洋备受恩宠，屡屡得到皇帝亲笔字画的赏赐，官职也不断升迁，最后官至刑部尚书。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王渔洋结束了几十年的仕宦生涯，退归乡里。此后，王渔洋淡泊自守，整理其著作。1711年，这位大诗人病逝于新城故居。
    王渔洋能够成为一代诗宗，除了其个人的天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书的痴迷。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王渔洋因受吴谦案牵连“致仕返乡”，回乡时随身不过简单行装，最显眼的是几车书籍。购书之外，王渔洋公余时间坚持“日耕肘书”，借来友人书籍亲自抄录，他还把祖居老屋改建成书库，名曰：“池北书库”。
    尽管官务繁忙，王渔洋逛书摊的兴致仍然很高，而且很有规律。在京城时，王渔洋声名显赫，许多地位不高的文人雅士很难有机会见到他，而不用费力就能与他谋面的办法，就是去书肆。对此，《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有切身体会，他曾以这种办法拜见王渔洋，归来后写有一诗咏此：“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经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诗后孔尚任作注云：“渔洋龙门高峻，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寺购书，乃得一瞻颜色。”
    王渔洋不仅爱读书，还喜欢文学交游，这也为提高他的影响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前辈诗人钱谦益、吴梅村、顾亭林等；同辈如朱彝尊、彭孙递、宋苹、陈维裕、徐夜等；门人晚辈如洪升、赵执信、宗元鼎、汪愚麟等。诗友中有些是至交，有些甚至从未谋面，仅有书信往来，或诗歌赠答。就身份而言，有仕宦，有布衣。
    当时的王渔洋名扬天下，成为清初文坛公认的盟主。一时间，诗坛新人、文坛后辈到京城求名师指点作品，往往首先拜见王渔洋，如能得其只言片语的褒奖，就会声名鹊起。
    王渔洋一生勤于著述，所著数十种均得以传世。其诗文总集为《带经堂集》，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由他口授完成的，共九十二卷。

忠勤祠内的王渔洋画像

位于济南大明湖畔的秋柳园

康熙皇帝赏赐给王渔洋的湘竹金扇

王渔洋手迹

王渔洋诗意图

位于忠勤祠内的池北书库

王渔洋的著作

（文/图 杨成见 王心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