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王氏家族的文脉自王麟始肇，王麟让王氏家族从历代事农耕作的农家转变成为一个一个儒士满门的家族。
    王麟是王伍的次子，也是新城王氏家族第一个通过读书步入仕途的人，史载王麟“博闻强记，读书甚多”。江西赣南师范学院教授王利民在中国文学史方面颇有研究，在其所著的《王士禛诗歌研究》上说王麟“曾从同邑毕理治《毛诗》。” 毕理以《诗经》起家，在当时府县享有盛名，是新城另一个名门望族——毕氏家族的开创者，其子毕享官至浙江布政使、甘肃巡抚、南京工部尚书。在新城的七十二座牌坊中，“折桂”坊和“圣恩”坊为毕理而建。
    所谓的《毛诗》其实是《诗经》的一个版本，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至汉代传下来的《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先后亡佚。赵人毛亨（大毛）、毛苌（小毛）传下来的《诗经》，就是“毛诗”。
    王麟能走上读书仕途之路，开启王氏家族的儒学门风，与新城王氏家族始祖王贵和其子王伍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经过始祖“琅琊公”王贵及其五个儿子两辈人的辛勤劳作，王氏家族的家境日渐富足，不仅温饱有余，而且还能常常周济他人。而此时时代的变迁，也为王家的崛起提供了条件。明初战乱刚息，各级官员非常缺乏，自隋唐以降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打破了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客观上给庶民布衣提供了参政的机会，科举取士成了普通下层民众的进身阶梯。
   自幼聪颖的王麟在14岁时就被保送到国子监，补博士弟子员，“每试辄冠其群”。然而，这位少年才子却并不幸运。尽管他学习刻苦，却并不适应刻板、僵腐的科举考试，以致“数困棘闱”，屡次落榜。
    “数困棘闱”之后，王麟依照安排此类国子监学生的惯例，出任永平郡司训，后迁鹿邑教谕。司训和教谕都是主管地方教育的小官，王麟不以位卑懈怠，而是“劝学兴所”、“广劝幼令”，颇有建树，当地士子纷纷投到其门下学习。王麟最后升任颍川王府教授，负责颍川王（朱姓皇族）府内子弟的教育，到任不到一年便因病去世。
    尽管王麟在仕途上并没有取得显赫的成就，但他是新城王氏家族登上仕途的第一人。在他的后裔中，列卿、御史、尚书郎、郡邑长吏布列中外。惠栋补注《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卷上曰：“《志》、《传》称公（王麟）内廉修行，人伦醇备，事大父琅琊公至孝，遇诸兄弟，门以内蒸蒸如也。”
    大槐王氏只有王麟一支成为官宦世家，王伍其他子孙中仅有的读书种子是王伍第四子王经的孙子王一儒。应该说这与王麟的教导和担任的教育官职是密不可分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明代中期，新城王氏能在短短数十年间由一个地位低下的平民之家而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峨冠博带、缙绅满门的官僚世家，且持续兴盛达200余年。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脉肇始”的王麟对于儿辈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身居教职，可以免除各种杂乱徭役的束缚，使王麟得以悉心教育家族子弟。王麟的长子王耿光少时与其弟王重光一边舂米一边读书，友爱备至。后为岁贡生，学满任马湖府经历，但六个月后即辞官归隐。归里后，王耿光每天除督率子弟读书外，惟以诗酒陶情。
    王耿光是一个至孝之人，据记载，“父麟殁，哀毁庐墓，以孝闻，岁应首贡，尉超宗名居次，念其家贫亲老，让之，会他府有争贡者，闻耿光事，愧而止，学使嘉其行，旌曰：‘让德’。”
    王耿光还曾参与了第一本《新城县志》的编纂工作。新城修志始于明成化年间，王耿光曾以地方名人的身份参与了县志初稿的修定。《民国重修新城县志》载：“新城之有志也，初修于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历天启甲子，迄康熙癸酉，前后凡三修，各序言之详矣。然以记载考之，嘉靖以前固已肇始，康熙而后并未中断，特经理者虑其费图事者怠于成，率未梓，行人遂习焉不察耳。今按《嘉靖志》胡序云‘成化间邑人同知于利，知县成儒始创《志稿略》；嘉靖壬辰经历王耿光、知县宫政绩续编志稿。” 此后，新城王氏家族作为新城最为重要的望族，几乎参与了新城历次县志的修纂。
    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地方文化名人，王耿光在新城也留下了很多遗迹。在新城七十二座牌坊中，就有一座是专门为他和其儿子王之都修建的“天宠弛封”坊。而且，王之都还为父亲王耿光在新城修建了“德公祠”。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且历经战乱，这些建筑都已不复存在。
    王之都能为王麟修建祠堂是与当时的大气候是密不可分的。在古代，除了皇室外，朝廷不允许平民建祠堂。明朝嘉靖年间，明世宗接受礼部尚书夏言的建议，士民也可以祭祀四代祖先，但不可以建祠堂。尽管朝廷明令禁止，但在允许百姓祭祀祖先的情况下，事实上，当时社会上已大量存在祠堂违制祭祀始祖的情况。嘉靖年间形成了大建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现象。嘉靖十五年出台的有关祭祖、家庙令尽管有限制性的详细规定，但是客观上却造成了嘉靖朝修建宗祠祭祀始祖的热潮，这一热潮在嘉靖以后一直延续，从而使宗祠祭祀始祖普遍化。
    王耿光具有超越功名的文化取向，表现出较为宽广的文化视野。王耿光的存在使王家子弟在博取功名的同时，也具有一定从容、潇洒的文化气质，正是这种文化气质使王家子弟身在科场却能不为八股所限；位居显宦，却又不脱名士风度；科甲翩连，而又诗人辈出。正如有位学者指出，官宦世家的门柞一般比名门望族的门柞要来得长些，而文化世族的门祚又比官宦世家的门柞要长些。因为文化世家子弟除了先天基因影响外，他们在特定氛围熏陶之下的积累，包括文化素质如书法、绘画等能力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丰富，愈显优势，再者，文化世家子弟大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光宗耀祖的情怀，进则克嗣先烈，不辱家声，退也可以克承家学，世代相传。正是在这种情怀的熏陶下，明清两代，新城王氏科甲蝉联，世代显赫。
    从王麟开始，新城王氏家族开始走上了一条科举仕途之路，尽管王麟本人没有取得显赫成就，但他对下一代的教育为新城王氏家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王象晋对这一段家族历史曾概括说：“王氏家业，琅琊公（王贵）基之，桑植公（王伍）植之，颖川公（王麟）始肇文脉，至我祖忠勤公（王重光）以匪躬大节阐扬而广大之。” （杨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