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谈及王渔洋（1634-1711），首先想到他是一位诗人和诗歌理论家。诚然，王渔洋一生创作诗歌近5000首，提出了诗学理论“神韵说”，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被奉为文坛领袖，一代诗宗。王渔洋以他宏富的著述，成为清代文坛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的人物，对中国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考察王渔洋的生平，除去文学活动之外，他还有45年的从政经历，从部曹到词臣，从扬州到京师，最终官至刑部尚书，跻身六部九卿之列，成为一代重臣。他的许多思想影响了康熙政坛。然而，他的政绩往往为诗名所掩，致使后人不大提及。
       王渔洋于顺治十五年（1658）中进士，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赴任扬州推官，至康熙四年（1665）九月离任，共在扬州为官五年有余。扬州推官是执掌扬州府刑狱之官。王渔洋在扬州期间，恰逢江南“通海案”。所谓“通海”，是指当时部分抗清士绅与退避海上的郑成功秘密联络，从事反清活动。此案涉案人员很多，案情极其复杂。王渔洋赴任后认真开展案件审理工作，五年中处理大案83起。在案件审理中他宽政慎刑，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受到扬州士民的爱戴。在忙碌的公务之余，王渔洋不废吟咏，广交江东遗民逸老，从事文学活动，从而成为江南诗坛的核心人物，赢得了广泛赞誉。大诗人吴梅村对王渔洋在扬州的办事干练和文学才华极为欣赏，他说王渔洋“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称赞王渔洋是“天才”。著名诗人冒襄也称许王渔洋是“今日之循吏”，说他“任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这些都是当时江东的精英人物为王渔洋留下的“传神写照”。扬州历来是江东的繁华富庶之地，他做刑狱之官，掌生杀大权，但王渔洋秉公执法，不循私舞弊。在那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作为扬州推官的王渔洋却不名一钱，正如他自己作诗说的“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康熙四年九月，王渔洋赴京任礼部主客司主事，自此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先后在礼部、翰林院、国子监、户部、都察院和刑部任职。康熙三十一年（1692）八月，王渔洋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户部是掌管全国户籍和财政经济的机关，其中设有宝泉局，是铸造钱币的机构。按照往常的惯例，新钱币铸造出来，办事人员要向主管官员呈送“样钱”，这就很容易演变成借机贿赂上司。王渔洋到任后，立即取消了这一惯例，从而杜绝了这一弊端。王渔洋在户部期间，一次也没有派亲信去钱局，这与“近水楼台先得月”者又是大异其趣。
       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王渔洋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使，掌管督察院的主要工作。公事之余，王渔洋一般在家闭门读书，除少数诗友登门拜访谈论学问外，门可罗雀。
       王渔洋的人品、学问和处事赢得了康熙的褒奖，康熙曾在畅春苑对大学士等人说：“山东人性多偏执，好胜挟仇。昔李之芳、孙光祀、王清，其仇迄今未解，惟王士禛无是也。其作诗甚佳，居家除读书外，别无他事……”并说王渔洋“老成忠厚，人品学问俱好”。康熙四十三年（1704）八月，王渔洋罢官回新城，家当就是几车书而已。
       综观王渔洋为人谦和，从政勤勉清廉，官声清明，著书等身，这当然与他自幼所受的家教以及饱览诗书加强自身修养有极大关系。新城王氏非常重视家族教育，王渔洋的高祖王重光就曾制订家训，要求王氏子弟“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这则家训拈出的是“道义”和“读书”四字。王氏后人将此家训刻石立于家祠忠勤祠。王渔洋晚年也曾作《手镜》，教育他做唐山县令的三儿子，让他做官要做到“清慎勤”，要洁己爱民，清正廉洁。这些为官思想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