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简介

　　张贤亮，男，1936年生于南京。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中学时代开始广泛接触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作品，并尝试文学创作，曾写作发表了60余首诗歌。
       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等 ；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散文集有《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等 。曾三次获得国家级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获国家与宁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有九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作品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有广泛的国际影响。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下海”的主要代表人物，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被誉为“中国一绝”。




　　5月的宁夏，四处弥漫着炙热的气息。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只为拜见一位陌生而又熟悉的知名作家。他的名字和一座影城、一座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说影城因他而存在，或者城市因他而夺目，并不过分。
　　他就是张贤亮。19岁因诗歌《大风歌》被打成右派，43岁因《绿化树》等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一生有着众多职务，宁夏作协主席、文联主席……连任15年的政协委员。但他最爱的是“作家”的称谓。
　　在以《绿化树》女主人公马樱花命名的茶楼，我见到了张贤亮。他身材颀长，上身着一件蓝色条纹的衬衣，下身是一条深蓝的牛仔裤，休闲而不失品位。因为劳累，他的声音有沙哑，表述清晰、敏锐，出口成章。
　　听说，马樱花茶楼是他自己设计的，花纹是他趴在地上去划，竹子是他亲自安排移栽放在什么位置，小到“马樱花”几个字是镂空还是悬空，大到整体布局都是他一手操办。整洁幽雅的茶楼从设计到落成只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我由衷地赞叹其环境优美，赏心悦目，他仰头哈哈一笑：“玩嘛！”
　　他的确是个“贪玩”、“会玩”，也“玩”出了名堂的人。

我不是一个传奇

　　张贤亮的启蒙与成长，与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从4岁开始，张贤亮在母亲的教导下背《四书》，读《古文观止》。在他认字的时候，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就一点一滴注入他的身体了。“我是独生子，而且是张家的单传，12岁以后才有妹妹，我这个儿子在家里很宝贝。在我小时候也的确很娇惯，十岁都不会系鞋带。但是母亲对我在教育上非常严，管教很严，我没少挨母亲打。”张贤亮说，因为认不住字，背不下书，母亲没少用鸡毛掸子打他。对于这样的教育方式，张贤亮是赞同的。他本人是最好的证明：“我一天大学没上过，但是我可以给大学生讲文学课。这些都来自小时候的储备。”
　　1957年，张贤亮发表了长诗《大风歌》。当时正值“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诗歌一发表，报刊杂志的批判文章纷至沓来，张贤亮被打成了“右派”，之后被带上了各种帽子，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他是何其不幸，因为文学成为“阶下囚”；然而他的不屈在于，这22年并没有荒废，他在这里完成了《资本论》的学习与理解，他吸取其精髓融入自己的生命，甚至于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张贤亮说，自己是作家中背负“身份”和“成分”担子最沉重的一个。直到1978年底，张贤亮还在银川市附近的南梁农场劳动。职业是“农业工人”，而身份却很复杂，头上戴着好几顶帽子，一顶是“右派分子”帽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两顶帽子是“实”的。但他不着急，他认为平反是迟早的问题。
　　1979年9月，张贤亮平反了。很快，他被调到宁夏文联当编辑，之后参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剧本写作训练班，在这里，张贤亮大开眼界，他想，艺术应该有像人生一样广阔的宽度。
　　让张贤亮感到自豪的是，将来谈到中国文学史，谈到80年代这一章，他是不能回避的人物。“有幸我的经历和中华民族的的经历同步，民族遇到灾害我也遇到灾害，民族开始复苏，我也开始复苏，民族开始崛起我也开始崛起，民族兴旺发达我也开始兴旺发达……”张贤亮这样解释自己广泛受到媒体注意的一个原因，“我不是一个传奇，我传奇的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步。”
　　1980年，张贤亮分到宁夏文联，正好广西电影厂的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摄制组从陕北采景一直到宁夏，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张贤亮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文联干部，叫人领摄制组去看。《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后来大导演谢晋来这里拍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后来谢添又根据他的小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拍摄了《老人与狗》，陈凯歌来拍了《边走边唱》，腾文骥来拍了电影《黄河谣》，由于张贤亮的引荐，镇北堡逐渐有了影视城的雏形。
　　还有一个机遇，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掀起了中国的经商热，宁夏文联也和其它党政机关团体一样忙着办“经济实体”。张贤亮认为作家要深入当前市场经济生活，最好的方式无过于亲自操办一个企业，就趁着这个潮流“下海”，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镇北堡，称为“镇北堡西部影城”。
　　对此，张贤亮倒觉得，自己下海经商适得机会。“90年代文学已经衰竭。文学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文化多元化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分流了。90年代起，人们开始向钱看了，而又是90年代，我该写的都写了，　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火山爆发期’过了，进入了休眠状态。我们这一批新时期的文学作家逐渐退到二线。80年代风云一时的旗手也开始进入衰退期。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以作家的身份参政议政，张贤亮觉得作家的人文关怀比一般人浓厚一些，对现实的兴趣也比其他专业人士广泛，表达能力也很强。“我所提出来很多建议完全是从实际出发，比如第一个要给拖欠民工（员工）的用人单位制定惩罚条款，第一个提出不能形成拖欠链，第一个提出发展职业教育要树立多途径成才观念，第一个提出要培养技能性的劳动者，要根据毕业生根据家庭状况选择就业。参政议政必须要有前瞻性，比如谈到怎样解决西部农村基础教育的问题，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使教师这一职业成为受尊敬的职业。这是最根本的。我不敢说自己的意见都是真知灼见，但我能够看到本质上去。”



作家首先应该是改革者

　　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张贤亮提倡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改革者。只有作家自身具有变革现象的参与意识，作品才有力量。那么，实践了这么多年，他会不会再写新的长篇？张贤亮回答：“作为一个作家，‘下海’的经历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这几年我虽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现在中国文坛的风气不正，信仰迷失、礼崩乐坏，也不是发表重要作品的时候。”
　　他说，另一方面，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同时出道的“新时期作家”中，又有谁在21世纪初发表了重要小说呢？不少人已转写散文或研究《红楼梦》了。“虽然近些年我在文学上似乎止步不前，但至少我为社会提供了200多个就业机会，给镇北堡西部影城周边农民每年提供5万个工作日，原来举目荒凉的地方被我带动成为繁荣的小镇，附近数千人靠我吃饭，这总使我感到自豪。”
　　张贤亮把自己的创作分两方面，一是文字创作，一是立体创作。“创作也是玩，文学也是玩。文学是我一生的副产品。我在创造性地追求快乐。我现在还在写作，但要突破过去的作品有很大难度，这是个既艰难又有乐趣且具有挑战性的玩意儿。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回首往事，不胜感慨，总想给后人留下一点人生经验和‘亲历’的历史。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或说是患有选择性记忆毛病的民族，而历史最珍贵的部分恰恰是那惨痛的、人们不愿意回忆的部分。历史和物质一样，越是沉重的部分质量越高，密度越大。我认为在文学中再现那个部分是我的一种责任。”
　　很早以前，张贤亮就不赞成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整个中国体制，包括文学，在带有半官方的色彩的体制之下运行不可能是纯学术、纯艺术的，科学文学都是，关键是体制。” 他认为，文学应该是业余的，体制不是促进文学创作生产力发展的。实行了专业作家制度，反而使作家脱离了生活。生产力下降，素材枯竭。“应该使作家的作品和市场结合。伟大的作品哪个是专业制度养出来的？”他反问道。
　　近几年，除了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张贤亮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他要补上早年因写作而落下的阅读课。这时候，南怀谨的书进入他的视野。“小时候孔子、孟子的我都读过，儿时学的东西都深深印到脑海里，但不知所以然。80年代初南怀谨的书出来了，他提到所有章句我都熟悉，我从他的书中加深了我读过的书的理解，所以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南怀瑾的书。”
　　多年来，张贤亮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到不同国家，至今已有30多个版本。以色列只有500万人口，《绿化树》在这里却有1万多册销量。谈到中外作品互译比例悬殊，张贤亮认为这和中国国力有关，中国过去一直以来和世界脱离。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还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其次，有些文学作品普视性价值不高，主要还是关注中国人特殊年代下的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