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一书以十集大型纪录片《先生》为基础，结合《新周刊》的“先生”专题文章，以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等十个先生的个性经历为经，中国社会变革为纬，将其莫不传奇的性格性情、命运经历、学术作为，以及他们的善良、无奈、焦虑和欢喜，在点滴中渐次呈现，充分反映了先生们贴近群伦又卓尔不群的独特全貌，让读者走近他们，走进那个时代，感受他们，了解他们，了解那个时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风骨，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传承。也为现今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

    只要是办学所需便决不吝啬，不惜散尽万贯家财，逝世后衣兜里却“只有7元多钱和两张旧戏票”。更令人颇觉悲叹的是，作为学校创始人的他，老来却无法踏进当年倾个人所有的南开中学。尽管如此，弥留之际，心里还是惦着南开系学校，依然渴望身后骨灰能安葬于南开校园之内……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创始人的张伯苓，只不过是《先生》所述十位民国“先生”修为的典型缩影。
    本书撷取了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梁漱溟、陈寅恪共十位先生，这些“先生”在教育事业上成就昭著，但又各有偏重特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令人印象极为深刻；没有金字招牌学历的梁漱溟，“死活都想不到有一天会到北大任教”；涉及胡适“容忍与自由”理念的著述早就汗牛充栋，不一而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突出“大师”式办学理念，先后请来了吴晗、刘文典、潘光旦、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华罗庚等学术引领者，将清华打造成大师云集和新大师辈出的乐园；晏阳初沉到社会最底层的办学模式，不仅大大造福于民间乡野平民百姓，还引来国际的瞩目；陶行知编写的民国教材，至今受人膜拜热捧……
   不慕名利，不惧清贫，一心只为教育事业，这是民国“先生”群体的共有特征。马相伯和张伯苓为了办学斥尽原本殷实的家业；西南联大期间，面对家境的极度拮据，梅贻琦的夫人不得不“偷”着上街卖“定胜糕”，以补贴家用；晏阳初则自一开始便同收入微薄的民工打成一片……事实上，虽然战乱无常，秩序混乱，物价飞涨，但以这些人的渊博学识与身份，至少可以不必这般“饥寒交迫”。在如此艰苦、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驱动“先生们”竭力向前呢？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强烈反差，是因为民国“先生”们致力的是真正的教育，视教育为毕生的崇高事业，所以即便有再多的困难也丝毫不觉畏惧。某种意义上，教育不再是“先生”们的单纯工作，而是一种高置头顶的崇高信仰，为彰显教育兴国理念而竭尽所能！
    他们从不怀疑教育的巨大能量，坚信教育对国民素质提升的巨大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定信仰，所以他们力排万难，极尽所能，不仅苦思筹资之策，还决不墨守陈规，在教育各个方面积极创新。他们创造性地推出了全新的治校模式，蔡元培和梅贻琦力倡的教授治校思路，正是营造浓郁大学教育氛围的根基；他们努力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如蔡元培在北大首推美学教育，张伯苓则积极引进体育，并打破学校对男女学生间的许多清规戒律；他们在监管账目上也极尽公开之所能，以公开塑造公信力。梅贻琦百年身后，别人打开他床底下的箱子后发现，里面居然是管理庚款留学的几本账簿，账目一清二楚。张伯苓更是公开允诺，“5分钟之内”可以告知学校账目。
    另一个无法回避也令今人感到无比汗颜的事实是，民国教育机制培养的人才曾经散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芒。而在民国教育培养的大师们逐渐远逝的背影后，今天物质远较过去富足，却难以寻觅孕育大师的宝贵“基因”。“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回答这一问题，自然必须深挖教育的根源。民国“先生”群体之所以令人敬佩，归根结蒂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的坚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