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北京，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却也少不了狂风肆虐。与风速赛跑的我们《桓台骄傲》栏目记者前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采访我国体育史学界首位博士、桓台籍学者崔乐泉。
       时值周六，由于风大，为不耽搁记者的采访，崔乐泉结束在南京的会议后提前乘飞机赶回北京，下午5时30分，准时赶到他的办公室与我们见面。
       身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部主任，崔乐泉的办公室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而阔绰，除了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两个书柜、几把椅子之外，只剩下体育、考古方面的书籍了。
       听到家乡的口音，崔乐泉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在惊喜中与记者聊了起来。崔乐泉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获考古学硕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获教育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体育史学界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从失败中走来

       1976年，崔乐泉中学毕业后，先是回乡务农，再到供销社百货商店做销售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他成为第一批高考应试者，却是两次落第。1979年改考中专又是名落孙山。
       谁知，崔乐泉是愈挫弥坚，在师友和家人的支持鼓励下，他又进入第四次高考复习，终于考取了以文史哲见长的全国一类重点院校——山东大学，主修中国历史。
       对于高中期间上学的那段历史，崔乐泉的同学——东岳氟硅材料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成寅仍然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正是学黄帅、张铁生的时代，社会上流行一句口号‘宁可长社会主义的苗，不长资本主义的草’，在学校，教师很少讲课，却组织学生到生产队干活，诸如拾麦子、拔草之类的农活，在农业生产中接受教育。”王成寅告诉记者，“由于学不到知识，他在高中复了三年课后才考上大学。”
       对于这样一位性情中人，王成寅这样评价：乐泉虽然基础较差，但他勤奋好学，睿智、有理想，执着、有毅力，他的努力付出终于使他得到了回报。
       参加高考的艰辛，为其大学四年的刻苦学习打下了基础；准备复习、参加高考的过程，为其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积累了可贵经验。
       在复习高考的过程中，尝到了酸甜苦辣，看到了父母为其付出的辛劳，崔乐泉深感农村子弟进入大学的不易，因而倍加珍惜这段美好的时光，经过一番努力，入学成绩在班级中不甚理想的他在后来的几次期末考试中，竟然跃居前列。
       1983年，正是新的“读书无用论”涨潮时分，面临毕业后的去向选择，为了能使自己分配到一个理想的单位，许多同学到处奔走，各自施展“外交才华”。而崔乐泉却抱定了继续深造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决心，并为此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可惜由于诸多原因，没有成功。后来，被分配到惠民地区文物管理所工作。
       如果不自己抓紧督促自己，文物管理所的工作是相当清闲的，白天上班看报纸，晚上则是看电视，但崔乐泉是从不甘寂寞的人，他要再次报考研究生。

追求永无止境

       打定主意之后，他首先总结第一次考研究生的经验，不再是漫无边际地翻书本，而是分清轻重缓急，在重点抓好外语复习的基础上，对专业课通盘分析，制定了详细的复习计划，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86年，他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考试。因为先前的充分准备，他顺利通过考试，成功踏进这所社科研究最高学府的院门。
       对于崔乐泉来说，追求永无止境。拿到硕士学位，分配到国家体育博物馆工作后，除了日常征集文物、筹备展览外，他还继续自己的专业研究——体育考古文化学的探讨。
       这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以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育史尤其是古代体育史，进行系统的文化学研究。当时，利用考古学进行各学科历史的研究、考证，在史学界也算不上新颖，但在仅有几十年历程的中国体育史学界而言，却是独创。一方面是因为体育史学工作起步晚，尚处于搜集资料、探索研究方法阶段；另一方面，号称有500会员的体育史学大军中，基本上无人从事过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即使近几年来，体育史学界有些学者利用部分体育文物进行有关研究，但也仅仅是停留在对某些常见体育文物的简单引入上，尚未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
       抓住了这一关键，崔乐泉便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攻坚战。他积累资料，从各个渠道了解、掌握体育史学界的大部分文章的观点和研究进程，以求得整体的把握。同时，结合本职工作，对体育博物馆征集到的各个时代的文物，加以系统地鉴定、研究，并从历史、考古研究机构所出版的40多种具有权威性的报刊上了解、掌握各地出土的大量体育文物和有关考证，做到心中有数。
       经过近3年的努力，崔乐泉积累的资料卡片500多张，约500万字，并由此掌握了考古界、史学界对所谓体育文物的分类及有关研究方法，并逐步积累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3年间，他在《文物》、《中国文物报》、《中国体育报》及《体育文史》等专业性报刊发表了30多篇文章。1992年7月14日，他在《中国体育报》发表的《体育考古文化学》文章中阐发了自己的构思，介绍了体育考古文化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方向等系列框架，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崔乐泉回忆说，当时他考大学考了四年，研究生考了三年，考博士却用了一年。“因为我写了很多文章，老师看了后感觉不错，推荐我考博士。”崔乐泉说，“由于当时我已经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博士生录取考试结束后，老师就建议我留下先行上课，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就给我发了下来。”
       当时，光明日报、中国体育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都报道了，因为他就读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他的老师张长寿是国内商周时期考古方面的权威专家，崔乐泉写的文章较多，而且很有新意，所以再考取体育史学方面博士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凭借优秀的学习成绩，本来是读三年的博士，他提前半年就毕业了，毕业论文获评优秀奖。

开体育考古先河

       1995年6月6日，对我国首位以体育史学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崔乐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天。这一天，在上海体院，经我国考古界、体育科学界专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严格审核，年轻的崔乐泉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崔乐泉的论文题目叫《中国原始时代体育文化的研究——原始体育形态的考古学分析》，共11万字。这篇受到学术界好评的论文是崔乐泉数年心血的结晶，颇多创造之外，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点：第一，此文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体育考古学的理论架构。此前，崔乐泉提出体育考古学已有数年时间，但当时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在这篇论文中，体育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基本构架已经很清楚。崔乐泉解释这个构架的基本含义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向体育科学渗透；实物资料与历史研究、逻辑论证相结合；中西体育文化观念的比较研究方法等等。第二，此文在原始体育文化与起源的研究上取得重大进展。以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是依据神话考证和有限的文献，其局限性自不待言。崔乐泉的研究，大量的以考古资料作为材料，开启了新的篇章。
       答辩委员会成员均是考古界和体育科学界的知名专家，分别是四川联合大学林向教授、成都体育学院旷文楠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夏东元教授、上海体育学院钟瑞秋教授以及崔乐泉的两位指导老师成都体育学院院长周西宽教授、上海体育学院陈安槐教授。答辩委员会主席则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
       专家们用严厉和挑剔的眼光仔细审视崔乐泉的论文，经过一番紧张的答辩后，专家们表示了这样的赞赏：论文很成功，填补了一项空白，有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这之前，他就读的上海体育学院已经毕业过三届同一专业的博士生，但崔乐泉是唯一所有成绩均为优的学生。他的导师，著名的体育史专家周西宽先生对这位弟子提出体育考古学大为称道，认为令人耳目一新，对原始体育文化的研究比过去更进了一步，对体育理论建设起到方法论的作用。
       从崔乐泉提出体育考古学到这篇论文的完成，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崔乐泉曾多次到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和欧美国家出席学术会议，鉴于他的研究，国内外历史和考古界的一些会议，也拓展了体育史的内容，常常邀请崔乐泉参加。

走上《百家讲坛》

       在崔乐泉自己看来，正是通过几年考古学专业知识的学习，从而为今天的体育历史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对大量古代文献资料的阅读，更让崔乐泉受益匪浅。 
       直到现在，崔乐泉在引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进行体育历史文化研究时依旧保持着严谨认真的风格，那就是一定要亲眼看到第一手资料，不能靠道听途说，撰文时一定要查阅资料最原始的出处。
　　崔乐泉在编写《中国奥林匹克通史》时，对学术界早已有所“定论”的“谁是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做了详尽调查，最后得出在刘长春参加1932年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的同时，另一位名叫张星贤的中国台湾同胞也参加了田径比赛。另外，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第8届奥运会上，中国留美学生通过旅美华侨的热心资助参加了网球比赛。
       在崔乐泉的《图书中国古代体育》一书中讲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元代，有一种名为“贵由赤”的长跑比赛，每年举行一次。“贵由赤”的起点和终点分别设在元大都和元上都，距离90公里。这个长跑比赛比现代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出现时间早六百多年，距离长两倍多。
       在体育史上，“贵由赤”的意义要比马拉松更为重大。
       2001年北京申奥的时候，崔乐泉的《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录》被作为礼物赠送国际奥委会和前来考察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受到广泛的赞誉。
       2001年，崔乐泉受邀在央视的《百家讲坛》以《中国古代体育》为题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进行了系统介绍，向人们讲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很多有趣的故事。这是中国体育界学者首次亮相《百家讲坛》。

愿为家乡作贡献

       崔乐泉告诉记者，近几年，淄博市、临淄区政府来北京拜访他的次数比较多，双方谈论最多的话题是蹴鞠。2004年由崔乐泉创意实施的“足球起源地探索”课题，通过学术界36位专家的论证，最终得出了“中国古代蹴鞠（足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都临淄”的科学结论，并得到了国际足联的认可。身为淄博人，崔乐泉更愿意为家乡体育事业做点事，在他的力荐下，蹴鞠被评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没想到，这吸引了国际足联的关注，崔乐泉被邀请参加国际足联百年庆典。当时，在国际足联百年庆典闭幕式上，崔乐泉给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起草的发言稿中写道：蹴鞠起源于中国的临淄。布拉特审稿时，改为：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的临淄。崔乐泉说，实际上，现代足球和古代足球不是一回事，但基本规则差不多。
       在崔乐泉的帮助下，如今，临淄借助足球，体育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建成了足球博物馆，并训练培养了一支古代足球表演队，身着宋代服装，演绎宋代踢法，到全国各地表演。崔乐泉介绍说，临淄的足球博物馆与旅游局合作，一些到青岛、烟台的游客大多经过这里。
       他本人是桓台一中的学子，2012年桓台一中举行校庆的时候他本想参加，但由于工作上的原因回不去，只好作罢，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他开始着手准备两个较大规模的体育博览会。
       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崔乐泉一直没有和家乡失去联系。现在，他的父母、弟弟、妹妹住在桓台老家。
       在崔乐泉看来，我们《桓台大众》开展的这次《桓台骄傲》采访活动搞得非常好，不但能够加强桓台在外游子与家乡人民的沟通，让游子们了解到桓台的发展现状，而且能够让外面的人认识桓台、了解桓台。崔乐泉一直关注家乡的发展，他建议，家乡人民与他多联系，他很乐意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作出自己的贡献。

       崔乐泉，1959年生于山东桓台，索镇崔茅村人，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获考古学硕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和上海体育学院，获教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首位体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现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国家体育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Asian Sports Science》（《亚洲体育科学》）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兼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体育组”评审委员会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国家体育总局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体育史分会秘书长、东北亚体育运动史学会理事。国家体育总局优秀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近年来出版有《中国武术史》、《中国近代体育史话》、《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录》、《图说中国古代体育》、《奥林匹克运动通史》、《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等专著30余部。主编和参与编著有《中国体育通史》（8卷本）、《中国体育思想史》（3卷本）、《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等30余部。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有关研究论文200余篇。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多项。2003～2004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日本广岛大学进行学术研修，任广岛大学客座研究员。先后数次被邀请赴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瑞士、丹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及国内各大学和科研机构做学术演讲。现主要致力于体育文化学、体育考古学、奥林匹克运动和民族体育学方面的研究。

伊丕香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