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瓦刀天下闯”是代代桓台建筑工匠的真实写照。我县作家、诗人巩本勇创作的长篇小说《苍生谣》(原名《大包工》)以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素有“建筑之乡”美誉的桓台县为背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史实,述说建筑业、建筑人的沿革与盛况、痛苦与辛酸、波折与奋斗、汗水与成就。《苍生谣》历时一年半完稿,多家媒体进行了连载。小说连载期间,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
《苍生谣》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写起,直至九十年代初期。小说描写主人公孙大宝带领社员们外出承接工程安身立命,以曲折的创业和人物命运故事,刻画出中国农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本质,鲜活地再现了包工头这个特殊的群体,在建筑市场尴尬地生存了几十年的场景。小说无论是文字的精炼,还是情节安排,都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底,引人入胜,情节跌宕起迭,处处有伏笔。我省著名诗人、评论家马启代说:“长篇小说《苍生谣》以我国北方一个农业县为背景,以包工头孙大宝这个人物为主线,把农村建筑业生发变革,人们喜怒哀乐鲜活淋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当前难得的一部乡土小说。”
12月16日,巩本勇长篇小说《苍生谣》首发式暨研讨会将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举行。在《苍生谣》首发式暨研讨会召开之际,记者第一时间对《苍生谣》作者巩本勇进行了专访,借此剖析作者执笔写就《苍生谣》的心路历程。
记者:是什么让您耗费这么多精力和时间去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
巩本勇:我是土生土长的桓台人,这得益于桓台县是远近闻名的“建筑之乡”。我正式下笔写这部小说缘于几年前在济南的一次图书出版首发式,会议间隙马启代对我说:“本勇,桓台是建筑之乡,我建议你写一写包工头。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写,他们的故事很可能带走了。”
提起桓台县,都说它是“建筑之乡”,可你知道它悠久的历史渊源吗?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隋唐时代,桓台县的建筑工艺就已名闻遐迩,到明清时代更加繁荣兴盛。清末民初,桓台县工匠开始注册创办私人营业厂。到1948年,桓台县在国内外开办的建筑营造厂、建筑公司以及包工队多达90余家,其中国外有7家。当时,桓台县建筑业已初步形成了坐镇济南府,涉足海内外的局面。桓台县的古建筑以神奇壮观、新颖规范、施工精良细致闻名于国内外。新中国成立后,桓台建筑业这一传统工艺得以新的发展。桓台工匠承建的著名的郑州“二·七”纪念塔,以其设计新颖规范,砖木结构精巧成为郑州的一大景观。荆家镇孙桥村工匠之多,可谓冠全县之首。这个村里的一名工匠李壮功,因参建北京人民大会堂有功,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改革开放以来,桓台建筑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由传统产业向富民产业、优势产业的转变,成为振兴桓台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1985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视察了桓台县。回到北京后,在百忙之中亲笔为桓台县题写了“建筑之乡”四个字。1993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桓台为“建筑之乡”。现在,建筑业一直是桓台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载体,“建筑之乡”也一直是桓台人引以为豪的地域“名片”。长篇小说《苍生谣》算是我唱的一首歌,不管唱的好与否,都要唱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听。
记者:您写这部小说列提纲吗?
巩本勇:大的框架得有。我认为就是当我脑子里有了这部小说的核心冲突时,以及与这个核心冲突延伸开来的几个附属冲突,想到这里我觉得就可以写了,剩下的再慢慢填满。
包工头,顾名思义,就是把工作包揽过来,招人作业,他自己当头儿,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在不少人印象中,包工头常常被视为靠榨取农民工血汗而发家致富的“剥削者”。实际上,大多数包工头不仅是农民工的职业介绍人,进城务工的领路人,而且还充当着农民工经纪人的角色,继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民工权利的代言人。包工头这个特殊的群体,在建筑市场尴尬地生存了20多年。
记者:为完成《苍生谣》这部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你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吧?
巩本勇:可以这么说,莫言曾经说过一句话,“长篇小说就是需要长”,也就是说需要那个厚度。
1993年,我进入桓台报社工作,也就是现在的桓台县信息中心,积累了不少的素材。2014年下半年,每次回到起凤镇鱼龙湾老家遇到父老乡亲都会谈起家乡的建筑业,有不了解的情况,就向他们请教。我还专程到济南、淄博、滨州,东营等地寻访桓台人在外搞建筑的足迹,这些地方我先后都进行了考察、采访。要写包工头当然绕不开和承包工程关系密切的人,于是我千方百计采访有关当事人,或搜集、购买、借阅这些人的回忆录、传记和相关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时间的证词。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进入其中的人找到自己对于时代,对于青春,对于责任、光荣、梦想、故乡的深切记忆和思考。
记者:《苍生谣》的时间跨度很大,您在写作中是如何把握故事主轴的?
巩本勇:从上世纪50年代写到90年代,主人公孙大宝从外出包清工,到成为包工头成立建筑队接工程,一直到后来成立村建筑公司经理,到最后掌管几千人的镇建筑公司经理,形象地展现了农村建筑业巨大而曲折的发展成就。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中国农民勤劳、智慧、勇敢的秉性和中华民族迅猛崛起的内在规律。
记者:您写作时会考虑到读者吗?
巩本勇:我不知道读者喜欢什么,我只是用最简洁、最朴实和最干净的语言写作。
方言就像小说的一团活水。我非常有心地钩沉故乡的方言,将感情浸透在字里行间,书写最家常甚至庸常的味道。我从小生活在马踏湖,也就是小说中的会城湖,家乡在生命的历程中哺育了我,也在小说的起承转合中帮助了我。在媒体连载后,不少的读者朋友或打电话或托人捎话给我,询问小说什么时候出版,想一睹为快。从这一点上看,大家还是喜欢这部小说的。
记者:《苍生谣》什么时候与读者见面?
巩本勇:我省的《长河文丛》编委会将《苍生谣》纳入2017年重点推荐书目,6月底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苍生谣》将乡村放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上,像一幅乡村改革风情画,一点点展现在读者面前。其特点是写出了一个建筑之乡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以孙大宝为首的“包工头”们,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后来的发展壮大,很实在地将一部中国农民书摆在了读者面前。整体来看,这是一部宏大的建筑之乡纪事之作,用纪实的手法写出了中国乡村建筑队的发展历史,揭示了中国农民要改变、要有钱、要发展的强烈愿望。为实现心中的愿景,他们受过很多委屈,吃过很多苦,尝过很多不该尝的白眼和歧视,终于还是趟开了一条属于中国农民自己的路。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为中国农民立传。
记者:您是怎样提高写作能力的呢?
巩本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认为,一是阅读,二是思考,三是多写。勤于阅读和思考我就不多说了,多写就是练笔的过程。写小说之前,我主要以写散文和诗歌为主,这几年,大概写了100多篇散文,还有1000多首诗歌,著有散文集《祖坟》、诗集《戏马台》《秋日红莲湖》等。
记者:您的散文集《祖坟》,诗集《秋日红莲湖》《戏马台》里,都有马踏湖或者鱼龙湾的影子,家乡对您的创作有着牵连吗?
巩本勇:有道是情动于中必发之于外。家乡是我情感的释放,一个人有了真诚的感情,则无论道德文章就可以足观了。《苍生谣》写得最随意,最放松,也最有滋有味的,是桓台方言和风情风物,这切合我小说的内容。一个作家在思考什么,思考到什么程度,真正的精神资源只能来自故土。对于我和《苍生谣》来说,我真正的精神资源只能来自马踏湖那片荡漾着美丽,也凝聚着悲沧的土地所孕育的文化、历史和梦想。
记者:您有文学上的“野心”吗?
巩本勇:我2015年荣获黎巴嫩“纳吉·阿曼国际文学奖”,2016年荣获桓台县首届“王渔洋文学艺术奖”、首届“长河”文学奖,2017年长篇小说《苍生谣》荣获淄博市文艺精品工程。先后出版诗集《秋日红莲湖》《戏马台》,散文集《祖坟》,新闻文学作品集《故乡泥土芬芳》等诗文集多部。我真的不知道在文学道路上能走多远。我终极的“野心”是,有一天能写出一部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或者像莫言凭借《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或许是一辈子也实现不了的梦想,但我会努力去做。
记者:您未来的创作计划方便透露一下吗?
巩本勇:目前我创作的还有两个长篇《村支书》和《芦花》,当然这是暂定的书名,根据创作情况会适时修正。过两年,我会写一部环保方面的小说,当前的环保人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前两部长篇可能遇到很大的挑战,我会试一试,争取挑战成功。我今后的创作重点就是以写小说为主,其间零零散散地可能还会写些诗歌、散文、杂文、随笔、剧本之类的作品。我觉得接下来我会好好珍惜时间去创作,因为这也是一种人生,或者说是一种乐趣。
记者:您今后的创作方向是什么呢?
巩本勇:我给自己重新定位,以写小说为主了。当然了,也不能扔掉散文和诗歌,我的第三本诗集《原色地》即将于2018年上半年问世。
作为现实的和精神的聚集地,乡村里有许多值得我们发掘、传承的重构的东西,城市的人性化需要乡村滋养,才能构成人类最理想的家园。我不知道,我的作品最终能达到怎样的接近。我心有所属并看重的,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故乡。我希望把自己对于家乡的一份了解、认知和情感,挥洒并浸透在笔墨之间,给家乡也给自己留存一份美好的回忆,和彼此相互映照的一份纪念。(苗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