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村，位于桓台县唐山镇西南部。顾名思义，即此处原是古老城池的意思。清代以前叫“革孙城。”清代始有“古城”之名。清初大诗人王渔洋有《过古城》一诗：

格孙城外远烟迷，

瘦马凌竞上大堤。

茅屋几人输井税，

田家终岁把锄犁。

残碑剥落横苔藓，

古道萦回长蒺藜。

陵谷销沉尽如此，

一声村落夕阳鸡。

诗，告诉人们，此非一般古老城池。商代名箕游城；春秋名小榖城、革孙城；汉代名高苑东城；刘宋时侨置鬲县城，后人多以“革孙城”名之。

翻开中国历史可知，商灭夏后，几代奴隶主贵族，腐朽堕落，使阶级矛盾加剧，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王朝摇摇欲堕。武丁登上王位后，在政治上“修政行德”，下层的奴隶生活好了一点，于是“感欢”商王朝，造成历史上“殷道复兴”的局面。为了控制东方与夏族血缘很深的氏族，武丁封其子为苑侯（封地在今邹平县苑城一带）。从《东夷杂考》、《竹书记年》两本古籍中可以看到，当时与夏族有密切关系的土者族，有蒲姑氏（今博兴一带），奄族（今益都一带）、斟灌、斟寻（今临淄东一片）、谭、过、鬲等族（居今章丘、济阳，商河一带）。这些氏族对商王朝有时服，有时叛，总是三心二意，特别是这些氏族中的蒲姑族，他们力量最强，对殷商王朝形成威胁。武丁封其子于“苑”其用心良苦，是殷商王朝监视东方氏族的眼睛，又是商王朝插在这些氏族心腹的一把尖刀，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的行动。尽管如此，东方氏族对商王朝的反叛之心有增无减。武丁死后，到纣王的几十年，东方氏族不断反叛，此起彼伏。纣王的父亲太丁就命周公季不断出兵征伐。殷纣王登上王位后，也曾率部队东征，取得了暂时的稳定。后期殷纣王荒淫无度，朝政日非，加之对外连年战争，使殷商王朝处于十分危急之中，被称为贤臣的微子、比干、箕子三人，他们日夜焦心。特别是太师箕子，为了力挽狂澜于即倒，经常到各地视察，以稳定民心，鼓舞士气。“古城”作为当时苑城前线基地的城池，太师箕子到此察看，也是自然的事情。此村最早的名字叫“箕游城”，也就不难理解了。

周灭商后，封姜尚于齐地。至春秋时期，周王朝势力衰弱，诸侯国在兼并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齐国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强国。桓台，在那时沟渠纵横，草木葱郁，是没事游玩射猎的好地方。离都城临淄城仅三十余里之遥，齐国贵族便将此劈为苑囿。齐桓公在苑囿中心筑台戏马，筑离宫与嫔妃寻欢作乐，把“箕游城”封给管仲。这样以来，管仲便名正言顺地在城中心筑台建宫，娶三姓女子做夫人，饮酒作乐，与齐桓公共享富贵。按当时礼仪，臣是不能娶三个夫人的，管仲对齐国功劳大，桓公和臣民们都原谅了他（后来的孔子也认为管仲有三归也不算什么越位）。他住的地方，群众称为三归台。“古城”俗传为“管仲小榖”，“古城”即“榖城”的讹传。

九合诸侯，齐国俨然成为五霸之首。齐桓公便日趋骄横跋扈。管仲死后，他虽任鲍叔牙为相，但对鲍叔牙的建议根本听不进去。每天在倿臣竖刁、开方、易牙三人依仗桓公的宠信，在朝内目空一切，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中。大臣们及桓公的亲人想见齐桓公都非常困难，得不到开方、易牙、竖刁三人的允许，是不能随便接近齐桓公的。齐桓公夫人蔡姬被逐回娘家，就与这三个佞臣有关。齐桓公每天饮酒行乐，听到的只是“喜”，只是顺耳的话，越来越妄自尊大，听不得一点反面意见。一日，桓公正在苑囿狩猎，他的孙子拦马苦谏，要桓公亲贤臣、杀简宁，远小人，杀竖刁、开方、易牙三个不忠不孝之人，一谢天下。桓公听后，反以为拦马拒谏是大逆不道，是挑拨君臣关系，使他成为孤家寡人，便喝斥长孙不要胡言乱语。长孙不听，又当面怒斥三个奸臣，竖刁、开方、易牙羞愧难当，他们怂恿桓公将长孙格杀在箕游城。为了掩人耳目，竖刁等奸人在王室中大肆宣扬说：“长孙不服管教，被桓公杀死。”这恐怕就是格孙城名的由来吧。

汉高帝六年置“高苑县”，古城一地为东城，因此格孙城又名“高苑东城”。 （徐承诩）